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基本精神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基本精神

龚成红 ,葛学文

（兰州文理学院，兰州  730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1]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是什么？那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本文试图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和基本精神作以粗略探讨，以就教于大方。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    内圣外王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儒家为核心，儒释道三位一体组成的多元文化。儒释道是“中国文化里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一个鼎至少有三只脚才能站得住，缺一支脚都不行，这个鼎就是中国文化”[2]。

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定型于春秋战国的子学时代，随着秦王朝统一天下，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自由时代结束，作为百家争鸣的最后成果，形成了法家、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所谓“九流十家”。及至秦汉时代，随着大一统王朝格局的形成，所谓诸子百家之学，基本被儒道两家文化所吸收和消化。此间，佛教西来，佛学大兴，儒学则相对沉寂，至宋明时代，儒学通过援佛入儒和援道入儒的文化复兴，最终从结构上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多元文化大格局。

（一）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起源于先秦，创始人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被后世尊称为“至圣”，与其后的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合称为“儒家五圣”。孔子的思想核心为“仁”，表现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的语录中。孔子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而使仁学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哲学属性。其中，“礼”是客观规范，“仁”是主观意识，“礼”与“仁”相互统一。“礼”属于外部强制，“仁”却是内心的自觉，要想为“仁”，首先要“克己”，要有一种任重道远的主观能动自觉性，为此才能“我欲仁，斯仁至矣。”

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后世尊为“亚圣”。孟子以“天”为出发点，以“王天下”为归宿，使早期儒学形成了一套较为细密的思想体系，深受后世儒者的推崇，被认为“道之正统”。自孟子始，“义”便在中国道德体系中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和标识的道德体系。

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刻地影响了当今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方式,“奉天法古，内圣外王，知行合一，重在体悟、执用两中、守常明变、和而不同”[4]是一个真儒者应该具有的品质。

（二）道家思想

道家的发展经历了从黄老之学到老庄之学的形成过程。黄老道家起源于黄帝时期或商周时期，自庄子后，“老庄”成为道家学派的代表。

道家学派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认为“道”是世界的最高实体，“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道”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据，以“道”来探究自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道法自然”与“道常无为”成为道家思想的核心。

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清净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强调要“尊重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自然的、天然的本性”[5]，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淮南王书》：“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相。吾以为不然。”“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鲴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魏晋之际的阮籍说：“夫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意思为万物与我为一。稍晚于阮籍者，又有向秀郭象。他们的《庄子注》中，颇有新颖透辟的议论：“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尽能在于自认，而乃走作驰步，求其过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故则对上下则君静而臣动，比古今则尧舜无为而汤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则古今上下无为，谁有为也？”此段话意为：“无为并非拱默而不言不动之谓，凡顺性而为，不违乎性，都是无为。君之静是无为，臣之动亦是无为。尧舜禅让是无为，汤武征伐亦是无为。《淮南王书》较注重物之规律与趋势，凡随物之规律与趋势作为，皆是无为。《庄子注》则较注重个人之本性，凡出于本性的活动，皆是无为。”就是“以变为体”，“与变化为一”，无为就是“任其自为”。[7]

（三）佛家思想

佛教的创始人是古印度伽吡罗卫国的王子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教徒称之为“佛”，或“佛陀”，意为觉悟者。

佛教大约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其后有过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与本土化过程，并产生了十大佛教流派，如俱舍宗、成实宗、禅宗、律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三论宗、净土宗等，而发展到现在，佛教基本为净土宗、禅宗和密宗三宗了。

佛教的核心理论为“业力论”，认为每个个体的生命因善恶而轮回，今生善业大于恶业，来生轮回时就能进入更高层次的生命状态。当然，佛教也讲求通过修行，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能超越生死和苦难，断尽一切烦恼得以解脱。佛教的基本哲学是“缘起性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条件不具备时，事物就不会产生并出现。“因缘”散了，事物就消失了，这种现象就是“空”，其中，“因”是主要条件，“缘”是辅助条件，主要条件和辅助条件都不具备时，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主因和辅因同时具备。

佛教否定宿命论，认为人有命运，但佛教更鼓励人改造命运，因此，佛教称为给人以信心和希望的宗教。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过程就是三教并立到三教合流再到三教合一。三教合一的思想，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之中。南宋孝宗皇帝赵昚在其著作《原道论》中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合一思想，自古仁人志士对这一思想多有继承。青少年时以儒立志，修身；中年时以“道”成就人生，老年时以“道”养生，以佛修心。所以，学习儒道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每个人认识自己，就是了解中华民族的性格，就是获得中华民族古圣先贤们创造性的伟大智慧，并学习这些伟大智慧，修习，训练自己，成就自我之大道。概而言之，被儒释道三家文化所共同认可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归纳如下：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天人合一”

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契合天道，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哲学大家张岱年认为最早提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是孟子。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他还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这里，孟子先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过程，从“知”的层面，说明人能够知天，并构建了“天”和“人”的关系；而后又从“行”的层面，通过“存心—养性—事天”指出人道契合天道的路径。

但是真正将“天人合一”思想形成完善体系的还是两宋道学，张载是其肇始者，张载首先完善了孟子以来的性善论思想。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韩愈讲“性三品”，而现实人生则是“性善恶混”，张载将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这种区分通过后天的“气质之性”和先天的“天地之性”，将善恶这一对矛盾统一到了人性之中。[8]

在张载的思想基础上，宋明理学关于人道如何契合天道的问题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程朱理学的“天人合一”论，是以其“理本体论”和“理气二元论”为基础的。

首先，“理本体论”旨在论证“天人”的统一性。如二程所说：“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朱熹也说：“天地间一个公共道理，更无人物彼此之间，死生古今之别。”程朱理学认为“天人”的统一性在“理”，程朱的“理”即“天”，“性”是“天人”关键连接点，其实质是“仁”的外化和本体化。程颢说：“仁与天地一物也，所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其结论是“圣人致公心，尽万物之理。”（《二程集.二程遗书》）朱熹也说：“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也。”（《朱文公文集》），其次，“理气”二元论突显了“天人”间的对立关系，讲“天理”具有客观性；又讲“人欲”，认为它是“气”的体现，是一种主观内在的现实人性。“理”与“气”的差异造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性，程朱理学中“天理”与“人欲”的对抗，是其“理气二元论”的主要结论之一。

陆王心学则认为“天人”的统一性在“心”。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象山先生行状》）“心”就是一切。王守仁也说：“理与心一”、  “心外无理”、 “心外无物”（《王文成公书》 ）， “心”囊括天人无所不包，陆王的 “心”就其实质而言是道德本体。王守仁说“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的方法，既然“吾心即是宇宙”，只须反求于“本心”即可“知天”。

关于“天人合一”，程朱理学从“理”本体论，陆王从“心”本体论做出了回答。尽管两者虽有区别，而最终都将人性中的“至诚心”、“至善性”和“至公心”以及“无我心”视为消除“天人合一”的障碍与架通“天人合一”的桥梁。[9]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的问题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张岱年先生将知行关系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行是知的基础，离行则无知；第二，知是行的基础，有知则能行，无知则不能行；第三，知行无别。“知行合一”思想是两千年来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由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相互融合结出的硕果；是中国优秀文化最重要的方法论。

子思在《中庸》中引孔子之言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这里儒家将“知行”视为修身治国的根本；《荀子劝学篇》提出了“君子博学而日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章中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i]都是强调“知行”问题的。

所谓学，本不专指知识的研究，而实亦兼指身心的修养，所谓学，是兼赅知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要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即是，先在身心经验上切己体察，而得到一种了悟；了悟所至，又验之以实践。要言之，学说仍以生活行动为依归。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重视实践，行而后能知。

（三）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目标——“内圣外王”

何为“内圣外王”？概括来讲，就是正己安人。“内圣外王”，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与一（道）”。[10]孔子虽然没有提出“内圣外王”的概念，但“内圣外王”的思想奠基于孔子。孔子关于“仁”的核心思想表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ii]是最能充分体现“修己以安百姓”思想的句子。

孟子继承了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强调“修其身而平天下”、“仁者无敌于天下”，进一步理顺了“内圣”和“外王”的关系。

到了荀子那里，则大量出现了“圣王”的词汇，成为儒家最理想人格的代表。

宋明儒学主要在“内圣”之学的强调，就是追求孔颜之乐，淡化尧舜事业。进入清朝之后“内圣外王”思想演变成了“经世致用”思潮。

“内圣外王”之道，是一个很宽泛的修炼过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修养。孔子是中华教育的开创者，在孔子那里，早已把“内圣外王”的思想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了。他在思想教育层面上，以“六经”教人，用《诗》、《书》、《礼》、《易》、《乐》、《春秋》的文化精神涵养道德，建树人格。而在素质教育层面，则以“六艺”来提升学生的情操，体能和本领。“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用现在的话讲包括了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这些较小内容的设置，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所以，孔子“内圣”的过程，就是完成一切准备的过程，“外王”不过是有机会一显身手而已。

在宋元之后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体系中，没有一本著作有胜于《大学》，因为该书具有崇高地位，宋儒把《大学》中所蕴含的修己治人之道整理成了“三纲领”、“七次第”和“八条目”。“三纲领”明确了儒家的最高修身原则，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则明确了修身的步骤，即“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步骤次第分别，形成了一套逻辑完整的训练程序。而“七次第”指得是大学中的内在功夫，就是“知”，“止”，“定”，“静”，“安”，“虑”，“得”的思虑过程。

《大学》通篇围绕“三纲领”、“七次第”，“八条目”进行逐一论证，所阐释莫非修己治人之道。

三、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轴心时代，是中华民族儿女们两千五百年来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思维模式，和中华民族的文明路向，莫不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已融入我们血脉之中。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如下三重意义。

其一，之于个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超凡入圣的人生修养境界。

朱熹在《朱子全书传.学一》：“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己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这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自可超凡入圣”。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就是“天人合一”，根据前面的论述，只要人人有一颗赤诚心，有一颗为公心，有一颗无我心，我们每个最平常的人都可以超凡入圣，凡圣一体。

怎样才能实践这种超凡入圣，凡圣一体的人生境界呢？这就是儒家文化的主线，内圣外王，董仲舒讲内圣外王就是“正己安人”，“内圣”不但是向内省察我们的良知良能，还要开发出我们的一切潜能来建立强大的自我；“外王”就是以儒家仁爱赋予我们的情怀和强大的自我境界及学养出来的经世致用的能力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建功立业。

其二，之于中华民族，当返本开新，接续文化本源，开创新纪元

借用现代新儒家对于传统内圣外王 “返本开新” 的解读，中华民族正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所谓“返本”，就是秉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接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源；所谓“开新”，就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落实到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向内省察出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向外开出民族进步和现代文明的新外王事业。

其三，之于人类文化，中华民族的“中和”思想，当被推广成为人类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和”之道，中和一词来源于《中庸》：“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也，万物育焉。”[11]和是人人应遵循的原则。

中和之道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和之道可以用“和同之辩”加以解释，“同”是对相同事物的相加，“和”是对不同事物的协调。做为哲学范畴，“和”强调的是具有差别矛盾多样性的统一，《周易大传》中有“保和太和”的概念，就是重视对立面的和谐统一，把宇宙视为和谐统一的观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这种文化精神给人类未来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应当同在蓝天之下，大地之上，拥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广阔空间。

结论

站在今天的时代面前，只有回顾历史才能面向未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都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是如日月一样的万世不变的长法”[12]就是我们当代人修身、修学、做人、治世之“本”。清乾隆皇帝在四库全书开馆时说过：“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13]

我们只有充分地梳理清楚我们的文化源流，清晰地辨明我们的主流文化信仰，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文化自信，也才能更好的将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成为根深叶茂、渊源流长的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人民网，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8日.

[2]杨凤贤编著.论语.里仁. ［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1995,10（18）.

[3]、[4]楼宇烈. 中国人的品格［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4（111-114，122）.

[5]、[9]靳永，胡晓瑞注译.老子［M］.武汉：崇文书局，2007,1（53）.

[6]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7,5（400），1（145）.

[7]、[8]葛学文.构建儒禅一体的新禅学［J］,甘肃社会科学.2019(1):29-36.

[10]、[11]吴国正.四书五经.论语.里仁［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10）：74,23.

[12]史振卿.清代《尚书》学若干问题研究. ［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5）:37.

[13]（清）乾隆.文渊阁记.中国古代藏书与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

【作者简介】龚成红（1970-），女，甘肃景泰人，民族学博士（1970-），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民族史学、传统文化。

葛学文（1964年--），男，甘肃白银人，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兰州市作家协会理事。

【基金项目】甘肃省2020年社科规划项目“甘肃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介与传播研究（编号：20YB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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