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261021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发表于3月15日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后来成为《彷徨》的第一篇。鲁迅先生的小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立意忧愤深广、思想大于形象。我认为,对小说主题的探讨应从鲁迅先生当时的思想状况与小说文本两个维度,来作深入的分析。
一、鲁迅先生创作小说时的思想探讨与主题定向
一般认为,鲁迅先生的思想以1927年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坟》中有《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后署“一九0七年作”,余皆1918年后作品。他在写于1926年10月的《坟·题记》说:“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非’,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足可见他对这几篇文章的特别留意。他在文章中说:“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金铁国会立宪”的学习是“抱枝拾叶” (《文化偏至论》);所谓“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德法二国之外形,亦非吾邦所可活剥”(《摩罗诗力说》)。 而“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文化偏至论》)。这几个诗人中最打动鲁迅先生的诗作就有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所引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鲁迅先生终生之自期实为“精神界之战士”明矣,后期之少言乃至不言,可能是度尽劫波、洞察世情后不复言说吧?
同时,《祝福》文本中是刻意的强调祥林嫂未受到明显的或暗示的经济的乃至政治的压迫。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乡土社会一向是温情的熟人社会,这一点在小说中亦是如此。鲁四老爷家只是对其有所看法,甚至是相当委婉的暗示,最重的打击还是授意四嫂实施的。鲁四给的工钱是足的,也没有克扣丝毫。王富仁先生认为:“在小说中,封建政权始终没有用行政的手段介入祥林嫂的悲惨经历,我们也难以确定鲁四老爷便是政权力量的化身。作为族权的力量,婆婆出卖儿媳,大伯收屋,都没有出现在祥林嫂悲剧命运的高潮,而且只是作为社会思想的表现,而不是作为家庭守法制度下的族规规定及其用强制手段表现出来的。”
因此,《祝福》主题是立意在人,应在特定时期话语背景下对文中人物的精神审视与反思。这是深入探讨小说主题的关键所在。
二、小说主题悲剧性的探讨
祥林嫂的悲剧 鲁迅先生的小说本不以情节胜,《祝福》的情节尤不复杂。简而言之,小说讲的是一个二十世纪初中国寡妇的故事,一个没能守节的寡妇的人生(如果可以称之为人生的话)故事:死——第一次“打工”——被迫改嫁——第二次“打工”——沦为乞丐。她的遭遇应该说对旧时代的寡妇都不见得有代表性的。因而我们可以想见,鲁迅先生绝不是要塑造一个寡妇的典型。他关注的是她的观念意识与精神世界。她第一次出现在鲁镇,是逃出来的。逃的原因,文中并没有明确交代,总是一种不如意的处境使然。我们可以看到,祥林嫂具有在那个时代和我们现代都毫无异议的品质:善良、勤劳、朴实、本分,并力求那时代妇女的典范品质——贞洁。我们可以明确:她出逃的原因首先排除的应该是想改嫁,而应该是被迫改嫁而逃婚。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她在鲁四家的所作所为表明,她并非为打工赚钱,更遑论别样的人生寻求。她的工钱前后都没有动过一分一毫。她的本分只是做工,能做到超过男工,而且从身心上闪现着快乐。小说中的叙述语言与四嫂的话都支持这一点。小说既没有明示也没有暗示祥林嫂有别样的情绪或意识。她只是能做。这些表现与品质恰是几千年来最广大中国旧式妇女的缩影。二是她的夫家最终是这样做的,而且是早有此如意算盘的。对于一个青年寡妇来说,其夫家并没有维护夫权的当然权利――守节,相反是从现实的利益出发,让其改嫁。这是祥林嫂最终不能接受也是她最初不能接受的做法。她有意识的抗拒从而出逃。这标明了她的人生诉求——她的反抗性,然后是改嫁时的拼死抗拒,再后是捐门槛,最后是对死后魂灵的灵光怀疑。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向我们表明了祥林嫂的精神性存在,刻意地向读者强调了一个低层劳动妇女的精神追求——虽然这有着鲜明的反讽意味。她比鲁四更具“封建精神”:坚守贞洁,一女不侍二夫。由此我们看到小说的主体层面的悲剧:祥林嫂的悲剧。她一开始是以鲁四意识对立面出现的,不听婆婆为代表的夫家之命。她做工,能干,不花工钱,也快乐,这显然是她的如意之境——她可以安心做寡妇。她年轻的生命还具有蓬勃的力量,但我们从文本中丝毫看不出生命本能的压抑。她违抗所谓“夫权”,而实际上夫权屈从了现实利益走向的是其反面,不但不逼迫她守节,反而逼其改嫁。她拼死抗争以维护的正是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对她的当然要求。我们今天理所当然的观念:改嫁是她年轻健康生命的本能欲求与正义权利,在她则是拼命反抗。第二次抗争(改嫁)的失败后,作者有明显意味的流露,改嫁后“她人也胖了”,连卫老婆子的叙述都有着喜气洋洋的口吻。第三次的抗争则一方面表明她之勤劳本性,另一面则是捐门槛实则还是封建观念“主权昭示”。她花了自己所有积蓄去祈求的是被压迫的做工――做福礼的资格,去参与和她实则无涉的祝福,说严重点是为无形中扼杀她的人祈福。她所不敢于正视的也仅是死之后的锯体的苦痛,她最后的对魂灵的怀疑不过是百般悲苦之后死亡召唤下的灵光闪耀。但其痛苦正见她对魂灵的一贯坚执。其怀疑指向缥缈的来世,而毫不干涉使其哀哀无告的人世。纵观她的一生所求何其微薄,但何尝有多少出自她个人的生命和精神意志?祥林嫂缺乏的正是个性精神,她意识里所有的只是封建主义观念而没有鲁四的自私自利,这一观念甚至强大到我们看不到年轻蓬勃生命本能的点滴流露。她的反抗正是刀刃自向——对其自已身心的扼杀。她的悲剧诚然是别人与有力焉,但真正加速不止的正是她自已。先生的笔是冷酷的,祥林嫂是悲惨的,她只是在死前的一刹那“悟”到了些置她于死地的东西,可是也许这正是先生的大怜悯吧?
鲁镇的悲剧 其所谓惬意者们,所谓意图生存却只能永远辗转于奴隶与不如奴隶之间的麻木无聊的看客和孱头。鲁四精明世故但他愚蒙到连深恶痛绝的敌人为谁亦不能知,他对封建经典的态度或者说这些东西在那儿的状况说明他并无真正信仰。鲁四第一次录用了祥林嫂,第二次还是录用,实在看不出他对他所属的封建思想有多大的坚执。他也没有力量压制卫老婆子之流。他只是鲁镇中可以祝福的人之一,并无多大特别。他比祥林嫂更是徒有躯壳,其精神自觉甚至还不如祥林嫂。柳妈等鲁镇人更多的是一种背景。“做了无名的牺牲”,成了尼采那儿的“0”!他们的观念、同情与关爱一并扭曲着,如街人最初对祥林嫂遭遇的打听和最终的嘲笑,如柳妈的只言片语。但他们都没有资格和能力承担一个杀人与吃人的罪名。他们抽刀向更弱者是更多地是无意中参与这杀人与被杀、虐人与被虐的人生。可恨又无可指责的一族。“自已被人凌辱,但也可以凌辱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在这儿,最大的悲哀在于谁也无需为此负有愧疚,个人与集体的无意识扼杀了个体的独立意志。一个死气沉沉却又难以崩发精神火花的鲁镇,一潭让人绝望的死水,不给清风以任何机会。鲁镇,永远在祝福中,永远在或有意更多无意地造作着罪恶。
“我”的悲剧 “我”是小说中的线索人物,也是祥林嫂故事的见证者。这是小说的创作者的最深层次的悲剧。“我”是小说中是一个真正具有同情心的清醒的人。“我“记挂着她的生死,明智地准备了施舍的钱币,真正预想也看到了她的死亡。可她的索求于“我”的是“我”所不能或不敢解决的――“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人能告诉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能因了这“究竟”的思索,给她以“终极的”关怀吗?进而,是否也正如作者自疑的,这“说不清”是造成她的直接的死因?这正是呐喊英雄的绝望吧!狂人疯子恰是一个扭曲世界对希望之曙光的定论,这大隔膜造成了言语价值的彻底颠覆。“我”只是痛彻心腑的看着见证着,生如草芥的她的死无可避,“我”则欲逃而不得。躯壳燃起的灵火是他者的异己之光,生命的价值的最底线的形式——无灵魂的躯壳也最终被撕碎。于祥林嫂等等是惨剧,于“我”是悲剧更是惨剧。永无对话的两个世界预示了鲁镇绝望的未来,永远的旧历新年,无限的熏人的祝福气氛和基掩饰了的人间惨剧。在美的层面上,只有在”我“的意义上小说才具有了真正地悲剧性:觉醒者要除去世上害已害人的强暴,要除去人生毫无意义的痛苦,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与强暴,要除去将自由意志淹没于无意识的汪洋大海。但被启蒙者之间有着莫名其妙的仇视——对狂人,对新生的人与物,有着莫名的希冀——想唱上几句戏、想听砍头者的一声喊。与生俱来的朴质只造成了无名的牺牲。人生之痛正是祥林嫂们活着死去、欲拯救而却将其推向死亡!这正是梦醒了之后的无路可走啊!祥林嫂不知道自己有多悲惨,更不知道她是一个悲剧,柳妈并不知道祥林嫂的死与已有涉,鲁四也不知这个谬种的形成与他实在大有干系。“我”悲悯祥林嫂,却只能把她推向更深的绝境:鲁镇陷入了恶的无陷的循环。这是一个没有新生和没有希冀新生的世界,病态而扭曲的社会。外界植入的觉醒者们或沉沦或堕落,或是要挟了过去与未来的仇和痛作绝望的抗争。“我”只是痛彻心腑的看着见证着价值的毁灭,希冀与对话均不可得。这正是以“精神界之战士”自期的作者的悲剧。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了也不肯跨过这一步。”思想解放的思辩正在于以非真、善、美为真、善、美,而不在于求真、求善、求美!但毕竟已有人认识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世上已存铁屋子之外的人,这就是鲁迅先生绝望体验中不泯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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