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文献英译之文学性——语言修辞

中国政治文献英译之文学性——语言修辞

孙雁 ,李志远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  吉林  132012

摘要：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秉承“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思想，为国际受众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为例，从翻译文本语言文字的修辞性方面，具体阐释中国政治文献英译本“文学性”特征。

关键词：中国政治文献英译；文学性；语言修辞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始于建国前，如《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发表俄文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第一篇被译介到国外的毛泽东著作”（转引卿学民，2009）。但直到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成立之前，我国大部分的政治文献外译还是由外国汉学专家或中外译者合作翻译。之后，我国的政治文献外译工作开始由我国翻译专家为主体，日趋成熟。本文沿用陈双双对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定义：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为代表性发起人，以中国译者为主体，以异化翻译策略和全译翻译策略为主，面向国际受众，将中国的治党、治国文献翻译成一种或多种目标语，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以及内外政策的认识和理解（陈双双，2020）。以上定义突出了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两个新特点：首先，中国译者是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主体、采取异化和全译为主的翻译策略。这种“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习近平，2017）的思想是一种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一种自信、自强的精神外现，一种中国国际形象由“他塑”到“自塑”转变的决心；其次，回应国际社会、增进国际受众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是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始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反映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回应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一种实力和态度。可以看出，我国政治文献外译的新特征主要源于新的国内外环境变化。此外，结合我国建国以来的中央政治文献翻译实践，还可以发现：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具有显著的文学性特征。

“文学性”概念由俄国学者雅各布森在其20世纪20年代的《最新俄国诗歌》中首次提出，指的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Jakobson, 1979）雅各布森是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主张文学研究应该以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为重心，因此，雅各布森定义下的“文学性”特指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以及由语言形成的文学文本特征。继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提出“文学性”与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制度中的规则相关，保罗·德曼则强调“文学性”为一种语言的修辞功能。 二十世纪90年代末，卡勒在《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一文中指出，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中国学者余虹认为“文学性”已经成为现代学术思想、消费社会、，媒体信息以及公共表演的一个特征，是后现代社会中最为基本和普遍的问题之一。（余虹，2002）周小仪则系统分析“文学性”的历时发展后，总结“文学性”的三个具体表现为：文学的客观本质属性和特征、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以及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活动和主体建构。（周小仪，2003）

总而言之，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学者对“文学性”皆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但都认同“文学性”源于文学语言特征，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在前人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可以总结“文学性”的三个表现形式为：语言文字的修辞性、文本对社会关系的转喻性、以及文本伦理审美的实践性。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英译本（以下简称《第三卷》）为例，从翻译文本语言文字的修辞性方面，具体阐释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文学性”特征——语言修辞性。

雅各布森在其文章《诗歌语法论附言》（A Postscript to the Discussion on Grammar of Poetry, 1980）中明确提出，“‘文学性’，...是词语进入诗歌时的变形及由此变形而产生的程序系统，是每一个语言学家在分析诗歌时的主题。”如果说雅各布森笔下的“文学性”意指文学语言形式，及由语言形式形成的文学程序特征，那么语言修辞则是“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论及对语言修辞的研究，中国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的总结较为全面和客观，他认为语言修辞包括修辞题旨与文字习惯两个方面，且修辞题旨是语言修辞的第一要义。简言之，修辞题旨指的是语言文字的创作目的，文字习惯则是指语言文字的惯用形式和意义；其中，语言修辞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语言文字使用目的。推及我国政治文献外译，其语言修辞性的两个方面则是：文献外译的情境和目的，以及文献外译涉及到的语言形式。具体来说，首先，一方面，随着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和信息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我国的政治文献；另一方面，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将我国国家及党中央领导精神、大政方针等准确地翻译为一种外语，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王兴平，2008），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其次，世界各国所使用的语言各不相同，语言思维习惯大相径庭，所以，我国政治文献外译在政治正确的基础上，还需要“剪裁配置”（陈望道，2008）不同语言的语言形式，使文献外译既能准确传达中国政策和中国精神，也能使外国受众准确理解和接受。

首先，《第三卷》英译本的语言修辞题旨清晰明确。语言学家巴利曾经指出，由于不同的信念、欲望和意志等，想要传达给对方自己的意志，人们需要开始所谓语辞的战斗，运用所谓语辞的战术。（转引自陈望道，2008）陈望道先生借巴利之言论证了一个观点，即语言修辞的第一要义是适应题旨情境。事实上，如果没有题旨情境，语言修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第三卷》收录了2017年至2020年之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新的治国方略，是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政治的权威，其英译本中英语语言修辞对翻译题旨和情境的把握，从其文后注释可见一斑。例如，《第三卷》的引章部分收录了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并在文后附加了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等共16项注释；在《第三卷》英译本中，文后注释增至20项。详细对比之后，可发现：相对于中文版本，英译本增加了“一带一路”、“爱国统一战线”、“党中央统一领导”、“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跳出历史周期律”、“两规”等10项注释，减少了“二学一做”、“‘三权’分置制度”、“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四风’问题”、“‘三会一课’制度”等六项注释。仔细分析其中差异，又可发现：“爱国统一战线”、“党中央统一领导”、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基本思想理念；“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新时代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跳出历史周期律”和“两规”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和党内纪律的重要概念。英译本对上述十个概念的增释一方面源于其出版发行的目的，即向国外展示我国的重要国策和发展理念；另一方面源于其出版发行的情境，即其主要受众是英语国家人士，不熟悉我国的基本国策和政治经济理念，因此有必要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具体阐释。反观英译本中删减的六项注释，皆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建设的具体措施，无需向不同政治信仰的国家和政党解释和宣称。管中窥豹，可以看出《第三卷》英译本对语言修辞题旨和情境的慎重，做到了“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亲和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种种权变，无非随情应境随机措施。”（陈望道，2008）

其次，《第三卷》英译本的语言用典特征鲜明。修辞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其中，通俗讲，用典是一种利用遗产的修辞法。（陈望道，2008）《第三卷》中文版共引用中国古诗18次，引用中国古语68次。其英文版对中国古诗和古语皆进行了异化翻译处理，彰显了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

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借用元代诗人王冕的诗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表达对记者朋友客观全面传播事实的希望。诗句的英文翻译如下：

Not bent on praise for its bright colors, but on leaving its fragrance to all.

Wang Mian: “Ink Plum” (Mo Mei). Wang Mian (1310-1359) was a painter and poet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allusion in the poem is to appreciate things for their qualities rather than their looks, and President Xi was indicating that while China seeks no flattery, it expects honest and balanced reporting.

英语译文对诗句的异化翻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忠实诗句原文的意义；二、对诗人的补充说明；三、对诗句借喻意义的补充说明。此种翻译策略一方面完整传递了诗句的内容，一方面传播了我国悠久优良传统，一方面传达了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新闻媒体的态度和理念。

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借古语“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表达中国人民实事求是，以实践为唯一标准的做事准则。译文如下：

Approach tells more than words, and conduct reveals more than approach.

Fu Xuan: Fu Zi. Fu Xuan (217-278) was a writer, philosopher and politician who lived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nd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英语中表示事实重于雄辩的习语为：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虽然都强调事实的重要性，英语习语和汉语古语的表达却有所不同，反应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上述英语习语中的“事实”和“雄辩”形成了一组简单的二元对立，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映；汉语古语用“听言”、“观事”和“观行”传达了一种多元思维和发展观念。话语与行为相比较，行为更有说服力；但过去的行为和当下的行为相比较，当下的行为则更重要，中国古语传递的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意义，还包含了我国古人的一种思维习惯。《第三卷》中对古语的引用，借以表述一种语言意义，同时也是一种中国思维的传播。因此，《第三卷》的英译本没有借用英语中意义相近的习语，而是对古语进行了意译加注释，这种翻译策略保留和突出了《第三卷》的修辞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语言文字的修辞性是中国政治文学英译文本的一个鲜明特点，具有明显的“中国特征”——中华文化及其语言习惯。可以看到，中国政治文献英译文本的语言修辞的文学性特征一方面传播和发扬了悠久的中华文化和民族传统，另一方面宣告着中国独立自主、兼收并蓄的对外交流态度。

参考文献：

[1]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in Jonathan Culler ed., Deconstruction: Critical Concepe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Ⅱ,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40-141, p.137, p.132.

[2]Jakobson, Roman. “The latest Russian Poetry.” Selected Writings. Vol.5. Hague, Paris, New York: Mouton, 1979. p. 299-354.

[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4]张颖.“对重要政治文献翻译的几点思考”，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

[5]陈双双，“新世纪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外文研究，2020年12月，第8卷第4期.

[6]王平兴.“政治文献翻译新探索——十七大文件翻译体会”，中国翻译，2008年第一期.

[7]张立庆.“2020年国内翻译研究述评”，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年5月，第28卷第3期.

基金项目：2020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核心术语译介与传播研究”（2020C118)；2021年东北电力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中央文献翻译话语变迁研究”（BSJXM-2021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