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
[摘要]移民史是近代西康社会发展史上不能忽视的一页,国民学人便已关注相关问题。近代以来,西康地区有着两次大规模的移民热潮:一为川边新政所带动移民潮;二为抗日战争,人口西进运动所带动的移民潮。这两次移民潮直接促进了西康地区城市农村现代化发展,汉藏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影响;对巩固西南、维护国家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痛。这些积极影响皆为西康地区半个世纪后各民族共同发展及其未来更长久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西康地区;移民;族群互动
移民史是近代西康社会发展史上不能忽视的一页。国民学者张六师率先关注西康移民问题,1931年8月于《新亚细亚》刊发《西康移民研究》一文,其中统计数据详实令人信服。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中设“客民来历”“移民问题”,专论西康地区移民问题,对了解1930年代之前的西康移民情况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而后,大可、马长寿、吴文晖等民国学人也关注了西康相关移民问题。近十余年,学者们又开始重新关注西康地区移民问题。借此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本文企图对西康地区的移民作一概述。
一、近代西康的外来移民热潮
近代西康地区大规模的移民有两次热潮:一为川边新政所带动移民潮:二为因抗日战争人口西进运动所带动的移民潮。这两次移民大体属于军事驻防和战争东西向渗透性移民,共同特点为迁入了大量的汉族同胞,均对西康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清末民初时期移民潮
在清末西南边疆危机的背景之下,移民戍边成为公认的重要应对方法。[1]那时,西方势力已经渗透到康藏地区,不断制造汉藏之间的矛盾、挑起宗教文化冲突。尽管清朝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地,但仍清楚认识到治理川边的战略位置。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令刚上任四川总督的锡良,派遣专员主持治理川边;光绪三十一年(1905),锡良奏报朝廷让立下战功的赵尔丰但仍川滇军大臣,主持重大改革。[2]赵尔丰在治理川边时期,继承了锡良所推行四大新政:一为屯垦,二为练兵,三是练兵,四即开矿。[3]后在清廷和四川总督的支持下,借助了四川省的人力与财力,直接推动了大量汉人的迁入。其主要的类型分三类:
其一为大量官员与技术人员。赵尔丰在川边实行新政,必须配有大量的官员以及技术人员进行辅助,也不定有人在川边地区成立家庭或将原有家庭迁至于此,渐成为移民,“先后从内地省份调赴认任职官员达108员……还有医药、教育、工程等专业技术人员近200名,办事司事、司书员生等数百人”。[4]
其二为军事移民。巴塘事件爆发后,锡良选派赵尔丰招募两营以汉人为主的军队并且充当统领续赴川边以及尹昌横所引西征之兵也以汉兵为主力,在为时十五个月对理塘通同兵结束之后,“屯田畜牧,足所养,则解兵为民,迁川中流民实之,令将卒与夷通婚娶”。[5]在战争期间因伤退、或退役就地谋生的士兵也不少。
其三为民间自发移民。赵尔丰与尹昌横的军事行为,都为川边地区带来了暂时的稳定,吸引了大量的追逐利益的商人,哪怕来自远方,据于1912年《四川官报》称:“川边德格等除向无汉商踪迹,自赵大臣驻节后,陕商不时贩货往售”。自民间自发迁移的汉族普通农民也随之而来,“折多塘、毓灵宫、东俄洛等第,寒暖合宜。汉民颇有往开垦土地者。北关、新店子、鱼子石诸地,亦多汉民垦关地”。
后西康官方报道,于1935年人口数据为710380人,学者们的研究人口必官方统计更多,如任乃强所认为西康省大概有79.8万人。[5]
(二)抗战时期移民潮
在抗日战争之前,国民政府便有将西南地区作为后方的计划。战争爆发后,正式将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基地,受国难难民掀起了往西南的高潮。根据学者统计,抗战时期西迁移民约在3000万人口以上。西康地区也是西迁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时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又积极响应重庆国民政府的号召,将其视为西康发展的良机,将“地下开发与地上移民”作为西康新建设的六项任务之一。[6]因此,大量移民前往西康地区。根据时人的研究,至于1942年西康省的人口数量约有230万,[7]抗战后,西康总人口约240万。与清末新政比较,乃是其7倍。
而对于整个西康地区而言,城市乃移民的首选之地。其中康定较为突出,根据官方数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4年间,五年增长人口10968人。[8]33其他汉族则大批进入西康县城,形成了汉、藏、彝三足鼎立的局面。
二、外来移民对西康的影响
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与现实的关联最为紧密,因此向来是学者们对移民问题所关注最主要的一点。具体到西康而言,其最主要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移民与西康的开发,二是移民文化与西康地区本地文化的相互影响。接下来对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移民与西康的开发
移民对西康的开发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对城市的发展;二为对农村的。在城市发展的方面,在抗日战争,迁往西康地区的移民,其城市是最为主要的目的地,“其迁移过程,大率先往城市”。以西康省会康定为例,据周太玄《西康通志》记载:“康定人口抗战以来己年有增加。据最近调查,实已超过2万,其中汉人约占十分之齐”。
[9]这必定会深刻影响西康地区城市的发展。据学人研究,移民对西康地城市建设和空间结构变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而言回促进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市容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城市内部也会形成明显功能分区,如行政、经济、文教、工业的分布均有一定的调整和发展。[10]
对农村的发展,在赵尔丰推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积极在推行垦殖政策,但是据国民学者研究其效果甚小。[11]但随着抗战战争的爆发,国民政策颁布大量促进战争难民移民开垦的法案,开西康地区的垦殖效果颇具有效果。具体而言,西康垦殖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层面为对西康地区的影响,第二个层面为整个国家战略的影响。
第一个层面,又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西康地区土地使用情况,以往在西康地区生产模式以畜牧业为主,汉族移民的到了,逐渐形成了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模式并重的局面;二是改变了西康地区的经济模式,带动了西康农业技术,汉族移民到来了,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逐步使西康居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改进。
第二个层面,于内促进了西康与周边地的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促进了西康地区居民“中华民族”观念的产生,康区与周边地区西康不少居民自发组织团体抗战。而且,还对英帝国意图侵略西康地区势力的最好的回家。因此可以这么说,近代西康地区移民对抵御外敌人,维护国家统一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西康移民与藏彝同胞的族群互动
汉族移民的迁移,必然会与西康地区少数民族进行族群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文化肯定会产生碰撞与融合。如在碰撞方面,有学者就注意到移民与西康地区少数民族在土地是否开垦问题上,双方存在着认知差异,康人认为开垦土地会惹怒山神,使其全家尽完,牛羊死绝。但是汉族移民的到来,对荒地进行开垦,打破了当地人的认知。[12]
但总体而言,融合远远大于碰撞,各民族相互通婚,汉藏文化交融的情况并不少见。王川教授就注意到,该地区与其他以藏族同胞为主的地区族际通婚较多,而且汉藏文化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13]石硕老师,也以康定地区移民作为个案研究,认为康定地区因汉族移民大量迁入,为增进与藏人的文化整合,围绕地名、任命以及信仰进行了一系列的主观建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汉藏之间影响是相互的,最终形成汉藏“同祀共欢”的将军会。[14]笔者赞同两位老师的观点,也可以从此地区的人们相关观念进行佐证。“自从1910年以后,不少汉族移入四川藏区,并与藏胞婚媾,汉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强。关于多生儿女,繁衍后代,使祭祀祖宗的香火不致与中断的儒家的伦理观念在藏区人口问题上有所反映”,藏文化对哈尼族移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部分汉人也采用藏姓。[15]移民地区汉藏文化相互影响不胜例举,限于篇幅,不一一例举。
结论
川边新政以及抗日战争所带来的移民潮促使西康地区人口大规模增加,西康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改变,促进城市农村的共同发展。各民族同胞文化上确实存在差异,但汉藏族群互动的过程中,交融的分量是远大于碰撞的,汉藏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些皆为西康地区半个世纪后的发展及其未来更长久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孙景超.边疆危机、移民实边与政区设置——以晚清吉林蜂蜜山区为例的讨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2).
[2]潘崇.锡良与清末川边新政[J].民族研究,2018(2).
[3] [5][6][10]黄俊棚,刘杨.近代西康移民浪潮与城市发展.[J]民族学刊,2020(6).
[4]刘杨。20世纪上半叶西康地区城镇变迁初探(1900-1955)[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7]吴文晖,朱鉴华.西康人口问题[J].边政公论,1939(2).
[8]四川省康定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定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9]周太玄.西康通志·工商志[M].成都:四川省档案馆
[11][12]朱映占、曾亮.近代康区移民垦殖研究[J].思想战线,2006(1).
[13][15]王川.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1840-1960)[J].
[14]石硕,邹立波.打箭炉:汉藏交融下的地名、传说与信仰[J].思想战线,2019(3).
作者简介:杨章铿(1996.03) 男(苗族) 湖南邵阳人 历史学研究生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抗战时期西康移民研究——以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动为视角”(320022143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