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湖湘士风浸育下的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7JD23)阶段性成果。
摘要:胡宏、张栻创立的湖湘学派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文化名人,形成了独特的近代湖湘士风。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受湖湘士风的影响深远。在近代湖湘士风浸育下,形成了“大本大源”的本体论、“精神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现实主义”的实践观和“民众大联合”的方法论。
关键词:湖湘士风;青年毛泽东;“大本大源”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自南宋胡宏、张栻理学, 特别是近代以来,陶冶和孕育了一批文化名人,形成了独特的近代湖湘士风。较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地域文化而言,湖湘士风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受湖湘士风的影响,探究宇宙“大本大源”,追求“精神之个人主义”,崇尚“现实主义”,号召“民众大联合”。青年毛泽东对湖湘文化的汲取,既是对这一文化理念的内化,也是对这一文化观念的继承。
1.“大本大源”的本体论
以“圣贤为祈向”追问宇宙万物的“大本大源”是湖湘文化的一贯传统中。胡宏继承北宋周敦颐的“太极”本体论,并在解读二程“天下之理一”的“天理”基础上,强调“性”是宇宙之最终本原,是天地万物所立之根基。王夫之秉承湖湘理学传统,将“气”作为万物之始基,指出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即养“浩然正气”。魏源以“圣贤”为师,将“圣贤”置于至高层次。曾国藩在魏源“大贤君师”圣贤观影响下,提出做“天地之完人”的理想人格。杨昌济直承王夫之、魏源的圣贤观,指出“前古圣人以君兼师,后世国家本教为政,民所归往者谓之王。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之王也。”[1]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期正是人生观成熟确立的关键时期。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等名师课堂知识讲授、课后点拨交流指导下,在湖湘文化圣贤观的熏陶中,初步确立了以圣贤豪杰为榜样的人生目标。青年毛泽东与王夫之、魏源、杨昌济一样,将“圣贤”置于人才层级的至高位置。“圣贤”品格是青年毛泽东追求的最理想人格境界。青年毛泽东以圣贤豪杰的道德为标尺,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对“善”与“恶”、“利己”与“利他”、“快乐”与“厌世”等范畴进行了详细批注,认为圣人者是能成功抵抗大恶之人。圣贤豪杰体认到了宇宙万物之始基,有刚烈的社会正义,拥有强大社会责任感的人。因此,只有“以圣贤为祈向”,才能找寻到人生之“正鹊”。另外,青年毛泽东还探求了宇宙之“大本大源”。青年毛泽东指出,“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万物存在之真理,而“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2]。他号召“有大气量人”应该花主要工夫探讨宇宙本源之上。“从哲学、伦理学下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3]。在这里,青年毛泽东又把哲学本源上升到了精神层面,是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的改造实践过程紧密相关。可见,只有在“大本大源”号召下,才能鼓动天下之心,推动天下之事,实现国家之富强。然而,探寻宇宙“大本大源”不是简单的产生改造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想法,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去实践探索,找寻到真正可行的改造社会之基本途径。
2.“精神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青年毛泽东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包括“唯我主义”和“利己之精神”两个主题。关于“唯我主义”,青年毛泽东经历了从“无我”到“唯我”心路转变历程。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指出,“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4]青年毛泽东在此自称“断腕”,并赞颂这种舍身取义的高尚修身境界。同时也强调,从外部事功上看,圣人要直面现实,要拯救天下苍生,究其原因在于圣人必须是持剑执典之人,所以必当珍惜有用之身,此即“惟我”之意蕴。青年毛泽东在儒家崇尚的这种“内圣外王”格理想滋养下,实现了从追求圣人的“无我”到圣王独尊的“惟我”的思想转变。“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5]显然,“我”不再仅仅是宇宙的构成因子,更是宇宙万物的价值核心。
个体如何社会生活中的实现自我?个体如何在实现自我过程中处理好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理解利己与利他的先后轻重问题。青年毛泽东观点是:“人恒以利我为主。”[6]因为“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7]所以,“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8]。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利己的关键就在于利己之精神。“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己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
[9]因为“利己”实际上指的是利己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利己之肉体感官,因此青年毛泽东强调的“利己”主张中又巧妙地蕴含了“利他”的管理。在这里,青年毛泽东拆解了“利己”与“利他”的形式逻辑矛盾。“利他”之目的是为了自我精神品格的完善,是为充分修炼自我精神品格的必不可少的要件。如果在一定条件下不利他,则自我之精力就存有缺陷,有碍于精神的完美,也就无法“发达精神”以实现自我。因此,“利己”是目的,“利他”则是过程。无过程的积累不能达成目的,无目的指引则过程茫然无章。拆解利己与利他矛盾的重要法宝是“利己之精神”。近代湖湘学派交流碰撞近代西学时“采于西而不迷于西”的郁郁士风,促使青年毛泽东不盲从西学,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坚守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湖湘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重视自己的品德修炼,强调内省,“严于自守”的优良传统。王夫之明确提出“分人禽界、立天地心”的人性修养理论以及圣贤豪杰品德论。曾国藩将“不为圣贤,使为禽兽”作为人生信条,倡扬“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0]的精神。青年毛泽东则说:“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11]他发起创立的新民学会,确立了“以革新学术,砒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2]可以说,青年毛泽东这种注重自我道德修养论与近代湖湘士风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3.“现实主义”的实践观
湖湘学派一贯注重经世致用而不尚空谈,主张从“旧用之实”中探求富国强兵之道。这种“即事穷理”的实学之风盛行于湖湘大地。在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指引下,历代湖湘学者往往提倡力行,重视实践。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观。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介绍夷情,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曾国藩、左宗棠革弊政、兴洋务将“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付诸行动。谭嗣同倡导维新,最后竟毅然赴刑场以铺通变法之路。黄兴力主革命,组织华兴会,与孙中山共建中国同盟会,反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湖湘文化这种积极入世,主动作为的优良士风,潜移默化地感染了青年毛泽东。他在畅心从事哲学、伦理学的“大本”探索的同时,还能学以致用,主动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时代洪流当中。在理论方面,青年毛泽东把理想的“精神之个人主义”推进到“现实主义”,重视“实现”,主张“实践至善”。在行动方面,青年毛泽东还能走出书斋躬行践履,组建新民学会“革新学术,砒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穷游三湘大地了解民情、熟悉社会。可以说,青年毛泽东在湖湘经世致用士风的熏陶下,真正做到了思考出路与改造问题的“知行合一”。
4.“民众大联合”的方法论
修齐治平、心忧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属性。受中国传统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精神气质的影响,近代中国深沉的社会危机的冲击,近代湖湘士人的这一精神气质表现尤为强烈。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试图从历代国家治乱兴亡之道中,寻找救国救民、匡复社稷的正道。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青年时期曾自诩“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曾国藩也极力倡导并践履儒家“内圣外王”、“兼善天下”的政治理想。
青年毛泽东受湖湘文化精神气质的影响,从湖南一师毕业后,立即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气概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强烈历史责任感投身到“五四”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在此之前,青年毛泽东致力于从精神层面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将解决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精神本源上,幻想圣贤救世,期待“大气量人”能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然而,在“五四”洪潮的冲击下,他的视野豁然开阔,发生“透底的变化”。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13]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伟大恰恰在于民众联合的成功;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源于没有联合民众。青年毛泽东从这两个正反相对待的历史事件深刻剖析了民众大联合的重要性,发出“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的呼吁。《民众的大联合》中主语是“我们”,而不再是“我”,虽然仅仅是词语上的细微差异,但是恰恰反映了他此时思想上的深刻变化,即以“我”为本的唯心史观开始动摇。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的这一质的变化,意味着近代中国历史观已由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发展到了初具唯物史观的“民众的大联合”思想。
[1] 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28
[2]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85
[3]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86
[4]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590
[5]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231
[6]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141
[7]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141
[8]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143
[9]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146
[10]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133
[11]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8
[12] 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6
[13]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