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篆刻笔意表现论”与“印从书出”

浅谈“篆刻笔意表现论”与“印从书出”

王丹妮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上海市徐汇区  00031

摘要：“篆刻笔意论”在篆刻艺术发展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篆刻艺术的发展，也一直受书法艺术之影响和渗透。本文探讨这一理论的提出与其背后的历史渊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意在为书法篆刻的创作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笔意、刀法、书写性、文人篆刻

篆刻艺术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初现其形，其文人的参与是最主要的标志，且文人开始参与篆刻是“笔意论”产生的根本原因。文人群体从篆而不刻，到自己写篆、自己刻篆的过程中，印章的材质的改变也是另一关键因素。宋代时期，文人自己篆刻已形成一种风气；之后的元代，文人对印章的兴趣较宋代表现得更为浓厚。与此同时，款印、书画鉴藏印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开始逐渐流行。随着书画款印与鉴赏印在大量应用于书画中，人们越来越在意印章在书画作品中的作用。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开始注意印章本身的艺术性，印章的钤盖效果也由此而受到一定的重视。

朱简，明代篆刻家，安徽休宁人。生于一五七零年（明万历年间），卒年不详，字修能，号畸臣，后改名闻。朱简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篆刻理论“笔意表现说”。朱简语：“入元则有吾竹房、赵松雪辈，描篆作印，始开元人门户。”其中论述的“填篆之法”、“摹篆作印”，都说明了在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已经开始实际的参与到篆刻当中，而且都自己一定审美意识。这—思想于明代萌芽，始于程远，后经甘旸、周应愿等人进一步发展，直到朱简提出了“笔意表现论”，其中的核心为“刀法者，所以传笔法者也”。在朱简的审美意识里，刀法是服务于笔法的。如果只是有刀法而无笔法，那么此作品最多是“能品”，作者只是个技艺精湛的工匠罢了。既论不上“神”与“妙”，也无法将它归入“逸品”的等级。而朱简阐明了篆刻刀法与书法的关系，要求运刀时也应该始终处于一种自然流畅的书写状态，同时还进一步将笔意的表现引申为品评刀法的准则。至此，明代时期的篆刻艺术理论已逐渐完善。

朱简的“笔意表现说”是完全从印章艺术自身的规律进行表述的，可以看作篆刻理论与书法理论的有机融合。朱简的“笔意表现说”不仅赋予了书写笔意在印章中的独立性地位，还揭示了笔意与刀法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从而使明代印人对印章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朱简的“笔意表现论”,在其本人的印章作品中得以展现。

这方“邹迪光印”是汉朱文的印式，四字均匀分于印面，任疏任密，四字之间互不侵犯。每一根线条的起收笔，线条的相交、搭接都不只是有强烈的书法意味，同时也保留有充足的刀刻痕迹。换句话说，印中文字有强烈的“书写”味道。

朱简以赵凡夫的草篆入印,用刀表现这种具有写意风格的草篆笔意,实际上是开出了清代“印从书出”、“印外求印”论的先河，即通过刀法来传达书写的笔意。一直到邓石如开始才真正做到篆刻与书法的统一。朱简既是这一理论的提出人，同时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邓石如创作的大量作品都强调了“书写性”。虽然朱简积极创新，但他所作的印章仍然保留了秦汉时期的印风在篆法和章法上的特征：仍然是汉“缪篆”的用字方法和印文之间互不干扰、均匀分配、任疏任密的章法。简而言之，朱简的创作来源于是秦汉古印，其创新还是属于“印中求印”的创作方式。他还创新了切刀这一刀法，为后来清代的丁敬开创浙派篆刻鼎盛四百年提供了实践源泉。

邓石如，一七四三年至一八零五年。名琰，字石如，为了避清嘉庆帝讳，以字行，更字顽伯，后又号完白山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县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石如一生中最著名的理论就是“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这出自包世臣的《艺舟双辑》的原话。“宽可走马，密不容针”之类的说法，都是后人对其的演进版，但也是印面章法中最重要的疏密理论。将有自己个性的篆书引入印面是“印从书出”最大的特征，而非将秦印中的“摹印篆”与汉印中的“缪篆”入印。也正是因为不用古人在印面中用过的文字，它突破了“印中求印”的范畴，从此入印文的字源，从印中转向了印外。

“灵石山长”、“春涯”二印，对角疏密交相呼应，印中文字笔意强烈，笔酣墨饱，计白当黑，充满着圆浑、朴实之感。邓石如的篆刻作品中都会在印中安排大小不等、形状不同的空白，合理自然，通过红与白的配比计量，使整印呼应成章，这样不仅打破了一般印章的呆板之气，同时也增加了整个印面的生命感。艺术大师丰子恺曾经说过，篆刻艺术是“经营于方寸之内，而赏鉴乎毫发之细，审其疏密，辨其妍媸”。所以“书画同源，而书实深于画，金石又深于书”。因此，“非有精微之艺术修养，不足与语也”。这些精辟的见解对我们理解邓石如的书法与篆刻艺术当有相当深刻的意义。

从邓石如实践了“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这一理论开始，文人篆刻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篆刻家往往都能写出一手自成风格的篆书，也从此开始有了各不相同的流派印。可以这样说，因为邓石如

提出了“印从书出”的篆刻理论并成功实践，由此拓宽了写意篆刻的创作方向，为中国篆刻史创造了精彩纷呈的近现代印坛的繁荣局面，也深深的影响了之后的吴让之、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等篆刻书法大家。

吴让之的篆刻，可以说是邓石如篆刻的延伸和发展，于字法的结构上，吴让之保留了邓石如篆刻的特征。他在创作实践上予以发扬了邓石如所提出的“印从书出”的理论。浙派的开山丁敬,从朱简的行刀细如掐的笔意表现中,得到了重要的启迪,从而演化出了浙派印风，即以碎短切为基础的刀法。到赵之谦时期，金石学推至最高峰，参考资料多且方便。赵之谦在皖派篆刻的基础上，从“印宗秦汉”、“书从印入”拓展到“印外求印”。自此，自成一派的篆刻大家都能通过赵之谦的篆刻中找到灵感。赵之谦过世后近一百年，本国以及日本印学界学习他篆刻体制的人依旧接踵而起，这也不是偶然之事。赵之谦在《巨鹿魏氏》边款里云:“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在这一点上，赵之谦不仅重视刀法、笔法，金石之趣也是他的审美标准之一。

精于篆刻的人多擅于篆，篆书是篆刻的基础。文人印一般多倾向与于以刀代笔来表达书写的笔意。书写篆书的位置经营，笔画意象，粗细对比都可以通过篆刻家的艺术加工，转换到刀和石头上。笔毫与刀锋，纸张与印石，一软一硬，其中的转换和意味值得细细揣摩。印章的审美从印石的本身到走线下刀，再到印文的布置，需要印人苦心钻研，其中最重要的设计印稿不仅需要空间表达，还要深厚的书法功底。下刀如笔，才能体现出印文的艺术性，这也是如今学习篆刻时要求“印从书出”的原因。

结语

纵观整个印学史，“篆刻笔意论”在其艺术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篆刻艺术之发展，也一直受书法艺术之影响和渗透。马士达曾云：“说篆刻是书法，即是说篆刻的存在和发展得力于书法，即是说书法艺术成就了篆刻与实用印章之分离。说篆刻是艺术，即是说篆刻既缘起于印章又不是印章，既离不开书法又不是书法，而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其从不同层面对篆刻艺术作一阐释，而篆刻笔意论更像是其中的纽带，连接着书法与篆刻。在如今的印坛，我们更应秉承着篆刻“笔意”的表现，继续探索发展篆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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