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人民广播的基层传播实践研究

中央苏区人民广播的基层传播实践研究

黄程林 ,谢精兵 ,彭冲冲

  赣南师范大学（黄金校区）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红色中华新闻台的人民广播以其独特的口语性和伴随性成为中央苏区最具人民性的基层传播媒介，在我党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探索时期肩负着连接和动员苏区群众的重要使命，与无线电台、报刊、宣讲队等六十余种现代化、大众化、基层化的媒体团结协作，开展了一次空前的基层传播实践，使得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群体在宣传动员中初步实现从“翻身”到“翻心”的转变，为新时代社会子系统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工作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关键词：苏区革命；人民广播；基层传播；全媒体传播体系

前言

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塑造主流舆论的新格局”[1]。新闻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具有广泛传播性和深刻影响性。而作为统领一切信息传播的“宣传”，在中共早期，往往与“灌输”、“教育”、“鼓动”等概念联系在一起[2]。早在1931 年 4 月 21 日，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中就做出了苏区中央局需大力加强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其中不光要求苏区中央局需加强各种形式的宣传，还要求苏区中央局要创办新闻台[3]。1931年11月7日，我党在瑞金建立了以红色中华新闻台（或称红中台，广播呼号为“C·S·R”）为核心，其他中央级新闻媒体、苏区各省主要报刊以及有关党政军业务电台为辅，贯通纵轴、深入基层的类全媒体传播平台。但在红中台成立初期，面对多元化的苏区受众，我党的宣传动员工作频频遇阻。为链接苏区各级媒体，打破政府和农民群体二元对立的不良宣传局面，人民广播应运而生。同时，我党在探索“差异协同”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意识的过程中，也初步形成了一种沿用至今的基层传播行为。

一、动员阻力重重：苏区信息流通艰难

红色中华新闻台最开始的工作是由红中社译电员李柱南同志将新闻台每日抄收到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的明码电讯快速翻译成中文并油印出来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负责人参阅[4]。但红中台的无线电技术不光作用于抄收和播发电报等通讯任务。首先，学者严帆在《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一书中引用了两份文献记载：一是1935 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苏维埃中国》第二期中，刊登了毛泽东同志 1934年 4 月就日本外务省对华政策一事向红色中华新闻台记者发表的谈话全文，其中一段为：“苏维埃政府代表全国人民与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编者说：此处缺两句，因无线电播音不清）…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二是中央档案馆藏（馆藏类号为二甲 23 号）的1936 年 1 月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第9、10期中刊登的《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广播电台上与法国记者的谈话》[5]，严帆在文中称：“这两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说明瑞金当时已经有了无线电播音”。其次，在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白军并不重视无线电保密工作“国民党的报务员又爱在机器上胡扯乱谈，什么部队的任务、第二天的行军路线，以及战斗进展情况等等，无所不谈”[6]，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通过无线电监听，破获了敌军的作战计划。面对中国共产党无线电技术的兴起和反制，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曾向蒋中正发送函电，在《手谕於宜黄崇仁乐安地区兜剿匪军主力之部署》一文中的第四点表示：“注意调动部队，务求秘密，以夜间行军为有利，计划须用有线电且须分段下达，以防泄露，注意陆空联络符号……再因有线电报南抚不通，为防无线电泄露起见，所有周纵队巧日以前之集结并第八师行动。”[7]为此，领导新闻台工作的苏区中央局宣传部负责人李一氓在1933 年 8 月 10 日在《红色中华》报《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中写道：“现在苏区已有了一些对外的广播工作……有系统的文字来记载苏维埃的斗争是必要的。无线电广播要遭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弃压（即干扰），不能够很快地完全达到群众中去。”[8]这些资料说明，当时的红中台可能存在无线电播音业务，但作为中央苏区“头部媒体”的无线电台，其传播主体、媒介和受众可能仅限于党的秘密机关，加之受到白军信号干扰，即便有无线电播音，也很难直接作用于苏区的宣传动员工作。

1931年12月11日，红中台开始印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此后的红中台对外通过无线电代表中央苏区临时政府做外交发言；对苏区内部则是将抄收到的白区以及海外无线电台电台播发的消息编为文字，送给中央及有关部门领导查阅，或刊登在《红色中华》、《红星》、《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中供苏区军民观看，这种“内宣外宣联动”的方式成为了新时代全媒体宣传工作的重点要求[9]。而在1933年5月2日发布的《红色中华》报第七十五期第四版中的“告通讯员同志”中写道：“我们这点通讯工作的成绩，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二）对于各地工农群众实际生活与日常斗争的反映太少……其次，我们的通信员还没有做到（一）去组织和探访的消息（现在通信员只能写些眼前的或本机关内的消息，对于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事件是没有注意到的）。”[10]苏区干部、通讯员等知识分子，作为宣传队伍中的“信使”承担着信息“双向流通”的重要职责，不光要把百姓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困难、革命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及时反馈到苏区党中央去，更要将苏区群众从落后愚昧的被动传播受众启蒙为有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传播主体。但通讯员同志未深入组织探访基层百姓的生活现状和斗争情况，使得党中央未能及时掌握动员动态，进而影响动员工作的正常进行。

现代媒介环境中的信息流动方向分两种：其一是指从圆周到圆心即农村向城市的信息正向流动，这使得城市成为资本、物质和人才资源最集中的现代化区域。对于苏区而言则是各基层苏区向中央苏区的信息汇总（如苏区群众直接参加红军或援助草鞋、棉衣、粮食等战斗物资，充实中央苏区的人力和物力）。其二是指从圆心到周围即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的信息流动。现代化都市和非现代化农村之间有着因现代化代沟所带来的的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的现代化信息基础设施和市场动力极度匮乏，使得城市的现代化资源很难通过市场逻辑在落后地区进行自然下沉，因此中心发达区域的信息也很难往边缘欠发达区域进行传递和扩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发展传播学研究中将这种现代化的大众媒介如何向无法下沉区域进行现代化信息“创新的扩散”的过程称之为“逆向流动”。这种逆向阻力在苏区同样存在，五四时期主要靠以《新青年》报为首《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其他宣传战线为辅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宣传活动，其传播主体和受众均为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共将根据地迁移至苏区的同时，也将自由、人权、民主等新价值带入进来，苏区政府的各项决议和行动多是有惯性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传单等文字媒介）进行宣传，但苏区有着庞大的农民基数，这些受众并不能很好的通过都市文学、报刊等文字媒介接收现代化信息，使得知识群体本就较少的苏区基层百姓难以真正理解革命动员的意义，与苏区的宣传工作形成了二元对立的不良局面。面对苏区资本、人才的极度匮乏，加之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信息的层层封锁和对中共污名化的宣传误导，这种以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已无法完全满足于苏区的宣传动员工作。

革命动员不是一味的说教，更不是“我说你听”的强制命令。在苏区开展基层工作，就必须改变五四运动时期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模式。要让农民群众从愚昧的、受压迫的动员受众转变成文化的、能动的革命主力军，实现从“翻身”到“翻心”，就不光要有土地革命等社会变革，还需党组织、知识分子将无线电台、报刊等媒体结合一种能“打破时空限制、连接农民群体”的传播媒介将革命主张下沉至苏区基层，与人民打成一片，最终使苏区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打破二元结构：人民广播应运而生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苏区的宣传动员工作应紧紧围绕人民性展开。苏区党中央在动员实践中不断摸索，找到了“信息逆向流动”的中国方法，形成了一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在基层空间中，借助基层化媒介进行基层动员和社会建设的“基层传播”行为[11]。而我党用以打通苏区信息传播阻碍的关键性媒介即为人民广播。“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广播的人民性，则是苏区新闻事业反应人民大众思想情感、愿望和利益的一种特性。“以受众为中心”更是新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核心原则[12]。从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我党使用过的宣传方式多达60种以上[13]，而在1934年5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中指出：“宣传，是推进广播的任务，而使群众深澈了解所宣传概念的大范畴。”同时，也将广播台作为“工作中最常用的鼓动方法和样式”[14]。

对斥诸于听觉的广播媒介而言，口语播报是最显著的艺术语言，口语性也是最显著的传播特点。广播的传播成本和受众门槛较低，苏区各年龄段、各文化层次的工农兵群体均能成为听众。2002 年家住沙洲坝大布村的 81 岁老人李永福对广电总局调查组的同志回忆说：“喇叭讲话的大多时候是女人的声音更多，我见过电台里进进出出的女红军战士……喇叭里有时候呼叫‘飞机来了’‘快躲飞机’的话我们听的懂……”[15]口语广播的出现将报纸中晦涩难懂的文字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音信息，满足了由于文化程度较低以至于不能连字成句的农民群体对获取完整信息的渴望。同时，广播作为一种亲密性媒介，喇叭声对人心的安抚作用是文字无法比拟的，有鉴于听觉的互动是同情心和同理心发展的基础[16]。苏区广播的传播实质是通过声音凝聚人心，打造革命意识共同体，而基层百姓从“听得懂”到“弄得清”我党各项政策和决议过程，就是打破苏区信息传播二元对立的过程。

如果说除了以文字图像为载体（如报刊、标语、墙画等）进行信息传播外的其他传统动员形式（如口头演讲、话剧、歌舞等）具有可视可听性，那么广播在动员形式中反显弱势。广播以声音为媒介，声音信息却转瞬即逝，但广播以其独特的“伴随性”成为其他传播方式所不具备的时空优势。广播的“伴随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受众在与广播媒体接触的过程中可以“非专注性”地接收信息，即“一心二用”，此层含义中广播起“背景媒介”作用；其二是指小型广播可以私人化地贴身收听，具有随意性。“福主庙原来前面有三间房，中间放菩萨,左边一间房就安放电台设备……电台是中圆底方的,上面有类似于罗盘一样会动的东西，上有红线、绿线和黑线，还有很多字和符号。室内墙上有一块木板，电线全部都连接到板上去。话筒位于电台旁的办公桌上,只要话筒一讲，它的喇叭就会响……当时新闻电台的喇叭是挂在一颗福主庙边的大树杈上”[17]由此可见，中央苏区的广播还不足以小到能随身携带，扩音所用的喇叭多是架在大树上或某个较高、较空旷的位置来面对特定地区的大批受众进行播音。虽然苏区干部、知识分子组成的宣讲队可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动员演讲，但“面对面”开展宣讲的动员形式需将苏区军民集中在某个特定空间中（如舞台、会议厅、学校或田野等公共传播场域）。而广播是一种远距离传输、大范围覆盖、穿透性强的媒介，相比报纸宣讲队的“飞行读报”或“街头活报”等受时空限制的动员形式而言，具有更远、更宽、更快的传播优势。“下去赣州的马路边上，附近的红军大学都有喇叭，一样的响……我们平时听过喇叭里放音乐,有的时候我们正在吃饭，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电台喇叭也会喊，会告诉我们敌机的来向，我们也会把饭碗一丢赶紧躲飞机……”[18]苏区广播作为人民无形的“保护伞”，在国民党武装突袭中及时传达防空警报，使得苏区百姓在进行更快的战略规避和转移行动中，生命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同时，广播里传来音乐声不仅丰富了百姓农忙之余的生活娱乐，也点燃了苏区红军的训练激情。正如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苏区广播的单一模态文本较易使得受众产生刻板印象，进而成为伴随文本，每当代表着中共权威性的广播声响起，无论是对中央的决议、前线的战况还是国民党的偷袭，苏区军民总是能在第一时间接收、辨别并做出反应。

三、用好人民广播：中央苏区全媒体融合的粘合剂

现代化媒介融合分为：媒介技术、媒介业务、媒介所有权以及政府规制四个方面的融合[19]。苏区时期的红中台与《红色中华》报社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合署办公模式[20]，在行政上隶属中革军委，在业务上隶属红色中华通讯社。基于我党对广播的成功运用，针对多样化的苏区受众，无线电台、报刊、宣讲队和广播台等媒介在内容供给侧发挥各自固有优势进行宣传联动，实现了业务资源的高度融合，初步形成差异化和分众化的全媒体传播方式。

1933年5月2日发布的第七十五期第一版《红色中华》报中的◎火把示威大游行▲红一军团【五一】纪念电讯中说道：“我们身处战斗的环境中，整日与敌人的飞机不断的战斗着，因此，我英勇红军配合此处围绕苏维埃的劳苦群众，召开晚间群众大会，举行【五一】火把示威大游行，一片火光红遍了半个天空，热烈的呼声震动了十里外，一般红军战士与此地群众的热血都沸腾了……一军团通讯”[21]前方战线的示威效果通过无线电讯的方式发送回广播台进行播发，并转换为文字文本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飞行读报员就拿着小报到处跑：‘同志们，听胜利的消息！……’”[22]胜利的声音在各苏区间传递，苏区军民的革命信念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在表扬革命楷模的“光荣例子广播台”栏目中有着“儿子宣传父亲”、“父亲带领儿子”、“叔叔鼓励侄子”等动员小故事。其中“耐心说服的好例子”讲述了一个农民因听信谣言害怕当红军而故意伤害自己，在宣传员对其悉心照顾并耐心普及扩红意义后，最终坚决报名加入红军的故事。不仅如此，在1933年6月29日的第八十九期第三版的“少共国际师广播台”中也描述了各地苏区民众积极加入红军的情况：“◎公略（一百五十人）富田新安圩支部全体加入红军！◎闽赣省（原定两千，自动欢迎计划两千六百人）黎川入都区有一团人加入……”[23]苏区少年先锋队受到光荣例子的熏陶，积极加入到红军的少共国际师队伍中，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最终跟随工农红军进行伟大长征。

苏区革命动员的意义包括但不限于群众直接参加红军，苏区人民的物质援助同样重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苏区根据地的粮食物资以及通讯设备极度紧缺，苏区百姓宁肯自己简衣缩食也要将粮食、衣物、药品和电话线等战略物资送到前线。在1933年10月9日第一百一十七期第二版上为表扬物资援助模范的“慰劳红军广播台”中写道：“博生县流南区陂头乡陈正逢同志把家中的两担谷子捐了也慰劳博生这次动员的新战士。雩都县小溪区机关支部在江xx同志（xx为无法辨析的文字）共集中二百八十余双草鞋慰劳红军。长汀四都区西口乡共产青年团员李莲青、李生莲二女同志做了许多草鞋干粮袋慰劳新战士……”[24]。军阀赖世璜在瑞金时曾架设有电报线，因逃窜过程中来不及收拾，而被当地同志收起来做绳索了，“昨有谢桂彬同志自动把他所收藏的十斤波覆线全部送交到通讯学校，这真是一个良好的模范！”[25]。

动员效果持续向好，红中台为契合受众喜好、丰富内容表达，在文件《红色中华新闻台为二苏大会期间组织广播宣传活动的报告》中写到：“……经我台36次编务会研究，决定于1934年初‘二苏’大会召开期间进行广播电台宣传活动。一是利用无线电总队各台向白区播发通讯专电；二是由本台播报室开展各种内容生动活泼的播音宣传，拟在瑞金增设喇叭播音扩音器材，扩大宣传效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1933年十二月十二日”[26]。

红色中华新闻台的人民广播，带领苏区各媒体团结协作，形成了组织化、群众化、基层化的基层传播方式，取得了良好的动员效果，为中央苏区宣扬革命精神、壮大革命队伍以及打破国民党政治谣言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党也在这场空前的基层传播实践中初步构建了“差异协同”的全媒体体系意识，为新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三、延续苏区精神：基层广播动员的现实启示

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伟大的苏区精神依然延续，广播媒介也“宝刀未老”的继续活跃在城市以及农村的社会动员和应急处置工作中。社会动员是反复的过程，相比于手机、数字电视等自主性较高的大众媒介而言，广播具有被动和反复收听所带来的听觉感官冲击，这也是声音相比文字、图像更具强制性和霸权性的原因。在刚刚过去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村村通大喇叭”、“无人机低空喇叭”等社区、乡村应急广播体系通过街道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简短、反复或带有方言喊话，在广播声中实现权利在场，在激发群众集体意识和参与热情的同时，无形之中也产生了规范性的权力隐喻进而强化了基层民众的集体认同[27]，而这种将国家意志通过基层媒介下沉到社区、乡村等各单元的权利渗透方式，正是新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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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江西省2021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YC2021-S741）的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