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王阳明《大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李小铭

西南大学

对于《大学》的作者、版本以及其中的义理，很多学者都对此展开过讨论，陈来《<大学>的作者、文本争论与思想诠释》（2020）认为“《大学》义理精要，篇幅不长，但从文本到思想，相关讨论非常多，在宋以后的儒学发展史上影响极其深远，宋明理学的很多根本性命题、核心话题以及重要争论都来源于此。”[1]并且关于阳明心学的理论溯源，陈来曾说“整个阳明哲学的概念和结构都与《大学》有密切的联系”[2]。可见，《大学》在阳明心学的建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把握阳明《大学》诠释的历程有助于厘清阳明思想的发展变化，增强对阳明心学的认知。

一、“龙场悟道”思想之转折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阳明心学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纵观王阳明哲学的发展历程，可见他对朱熹的《大学》改本和相关诠释，经历了前期忠实信奉，中期怀疑茫然，最终彻底推翻、立己之学的过程。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也记载了王阳明思想的演化历程和阳明对朱子《大学》阐释的态度的转变，他将其概括为：

先生之说，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3]

王阳明早期对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说深信不疑，他仔细研读朱熹的著作，学习圣贤之道，但是在亭前格竹，七天无所获后，他开始对格物之说产生怀疑，直至龙场，他才明白了格物的根本意思，才知道天下的事物本来就没什么好格的，格物只需要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上下功夫就好了。至此，他实现了思想上的大转变，对程朱理学进入到彻底怀疑的阶段。

在这之后他开始批判朱熹改本的《大学章句》，在《传习录》中，阳明在回复罗整庵的书信中就强调了古本《大学》本就简易直接、明白通顺，因而对朱熹作的改补提出质疑：“《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入。”[4]他“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5]认为《大学》是圣人本末一贯之学，并不存在阕文、错简，所以批评朱子分经传、重订章句以及新作补传，都是离析古本，并不合圣人之意。

因此，阳明主张恢复古本《大学》，他重新刊刻古本《大学》，并为《大学》作了《大学古本旁释》和《大学古本序》，晚年思想成熟后又作了《大学问》。阳明这些关于《大学》的著述，一方面充分展现了他思想的演变历程，另一方面这也是朱熹之后对《大学》诠释的一个新的方向。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更是论证了整个阳明哲学的概念和结构都与《大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大学古本原序》——“诚意”之旨

经历“龙场悟道”之后的王阳明，开始对朱熹的思想进行全面的怀疑，龙场之后到江右之前，他以“诚意”作为学问的宗旨。《大学章句》中朱子对“格物致知”一节作注解：“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此章旧本通下章，误在经文之下。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6]可见，朱熹除了对古本大学增补了“格物致知补传”之外，还认为其文本很可能存在错简，于是对传文部分的文本次序作了一些调整，从《大学章句》看他对《大学》章节的排列，他认为工夫应先从格物做起，格物而穷理，穷理的目的在于致知，致知以至于诚意，这样就形成一个由外而内，由物而心的修身路径。

而王阳明极力批评朱子以格物为诸工夫之要，认为这是不得要领，阳明认为古本《大学》就是孔门旧本，所以他的学问是从古本出发，认为“《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7]《传习录》中也记载了顾东桥来信对先生倡导学者注重内心的存养，重视诚意工夫表示高度赞扬，他说：“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8] 而阳明也表示“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9]因此在阳明那里诚意才是大学主旨，他突出诚意之要，而反对朱子格物之说，他主张以诚意来统率格物，认为格物只是诚意的发用之功，否则就“谓之支”。《传习录》中还记载了蔡希渊向先生发问，他认为朱子改造的文本把格物致知放在诚意工夫的前面，这样似乎与首章的次序更加契合，而对阳明从旧本，认为诚意工夫在前感到不理解。于是阳明就解释说：

“《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10]

在这里阳明就将“诚意”释为《大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整个《大学》的工夫、条目都可以用“诚意”来统领并融会贯通。此外，他还特别批判了朱子把对心的修养工夫和格物穷理的工夫分成了两个，在阳明看来，这就是“支离”的弊病。因此，在这一时期，王阳明将“诚意”视为《大学》的核心概念，而格物致知，也只是诚意的一些具体途径，他以诚意为主阐发了心学的思想，诠释了《大学》整体工夫的内向性。

三、《大学古本序》、《大学问》——“致良知”之旨

“诚意”即不自欺，按照本心发出的意愿去做，在阳明哲学中它更是一种好善、恶恶的品质，并且“意”是心之所发，是有善有恶的，“诚意”正是要人为善去恶。黄直最初听到先生说的“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11]的时候，觉得应该很容易，可是之后亲身体验才发现这个功夫实在很难的。虽然念头里知道应该好善、恶恶，但是不知不觉地就会有私意掺杂进去。而一旦掺杂了私欲，就受到干扰，心就不纯净了。也就是说，意念的发动并不能知善知恶，还必须借助外在的道德和伦理来加以引导、强化，这也反映出王阳明早期的心学体系尚未成熟。

据阳明与友人黄勉之的书信记载，阳明曾对《大学》古本所作的序几经修改，这一方面显示了阳明认为自己前期所作的原序对《大学》阐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其学术思想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他说：

“古本之释，不得已也，然不敢多为辞说，正恐葛藤缠绕，则枝干反为蒙翳耳，短序亦尝三易其稿，石刻其最后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见，未可据以为定也。”[12]

所以，后来阳明以《孟子》释《大学》，将孟子的“良知”概念与《大学》中“致知”思想相结合，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他后期便以“致良知”为体系对《大学》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在改序中增加了“致知”的思想：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大学古本序》）[13]

相较于原序，改序中最明显的就是增加了“致知”的内容。文本中“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这一句就足以彰显“诚意”地位的降低，显示了阳明以“致知”代替“诚意”，成为《大学》诸工夫之根本，“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14]

随后的《大学问》更是阳明研究《大学》的成熟之作。他将“良知”解释为“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15] 并认为“凡意念之发， 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16]前面讲诚意就是要人好善、恶恶，但倘若人们对意念的善恶不甚明白，就会陷入真罔错杂致使意不得诚，所以阳明说“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17] 、“知致则意诚”[18]。良知作为是非之心，乃天命之性，是天理的自然明觉。意念的善与不善，良知无不自知，致良知便是将良知所自知的善念与恶念诚好之、诚恶之。由此可见，良知是“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19]，它能够纯粹且恒常的呈现，它取代意，成为内在的至善本体；“致良知”更是对“诚意”的深化，“诚意”成了“致良知”的功用。如此，阳明前期思想的困境也得到了解决。

因此，江右以后，致良知的提出标志着阳明思想的成熟，晚年的阳明更是将平生学问统括在“致良知”体系下，发出“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20]的感叹。

综合来讲，阳明从“格物”到“诚意”再到“致良知”，他的思想体系的变化，离不开对《大学》文本的阐释和解读，从《大学古本原序》到《大学古本序》，再到后期阳明详细阐述其《大学》思想的《大学问》，展示出阳明思想的不断更新、完善再到成熟。阳明在“致良知”体系下对《大学》诸工夫条理的整合，也使《大学》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升华。

[1] 陈来. 《大学》的作者、文本争论与思想诠释[J]. 东岳论丛,2020,41(09):126-135.

[2]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3]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0页。

[4] 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1页。

[5]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54页。

[6] 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六册），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7]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97页。

[8] 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2页。

[9] 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2页。

[10] 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11] 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0页。

[12]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2页。

[13]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2-243页。

[14] 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

[15]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大学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71页。

[16]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大学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71页。

[17]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大学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71页。

[18] 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19] 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8页。

[20]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大学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