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知人论世”教学方法的应用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知人论世”教学方法的应用

 李,新

保定学院 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摘要：高校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作家、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二元式”教学窠臼，笔者依据多年执教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实践，认为应在教学实践中，贯彻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的文学鉴赏原则，立足古代作家创作实践，打通文史哲，从而古代文学作品得到全面的理解。

关键词：知人论世；孟子；古代文学；教学理念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作为高校文科教学领域的传统课程，延续、发展至今，形成了所谓“作家、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二元式”教学窠臼，无法调动学生们的积极主动性，致使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似无任何实际应用价值，致使教学效果难于实现。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距离当代有着相当长的“时空间距”的作家与作品，因而古代文学教学，应当立足文学本位，从创作实际的角度出发，同时兼备史学思维和哲学视角，即遵循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的文学鉴赏原则——“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文、史、哲相结合，从而对作品做全面的解读。这样，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的“人”的生平、经历、志趣、思想，对于其“文”的影响和塑造，才能够被全面把握，从而打通文、史、哲界限，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给予全面的观照。

以唐诗教学为例，唐人咏物、咏事、咏怀之作，常常因诗人性格与主导思想的差异，虽抒发同样的情怀，亦由各自的生平经历、思想与视角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能仅仅分析作品的题材、体裁与艺术手法，还要联系作家独特的经历与思想，做到“知人论世”。

一  咏物寓志诗各样的人生际遇

咏物之诗歌题材，由来已久，有唐一代，初、盛、中、晚，赋者甚众，风貌不一；而其中蝉即为多家诗人所吟咏，蝉之为物，憩于高枝，餐风饮露，品性高洁，唐人中咏蝉之作称绝者有二，且作者生年不同，时跨一代，如下：

骆宾王《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李商隐《蝉》：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变举家清。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之诗，作于患难之中，仪凤三年（678）因数上书言事，得罪武后，被诬下狱，次年狱中听蝉，有感而作；骆诗如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所评：“以蝉自喻，语意沉至。”[1](P411) 秋风寒蝉，实乃狱中诗人之自况。

晚唐诗人李商隐之作，因物兴感，托物寓怀。隐寓因自身牵涉“牛李党争”虽志行高洁却穷愁困苦，满腔悲愤而无人同情的悲剧命运，全篇咏物与抒情紧密结合，隐显分合，首尾呼应，如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所云：“通首自喻清高”，[2](P205) 且与诗人一生之漂泊命运相契合。

  上述二首咏蝉诗都是唐人托物以寄意的名作，然而由于作者身份地位、人生际遇、个人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或通达自许、或黯然自伤、或清秀、或沉郁之殊异风格。

二  即事赠别诗迥异的艺术风格

即事之作，亦多有同题而文风各异之作，试以送别之类言之，送友长亭，临歧赠别，在唐人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名篇颇多，而犹以盛唐王维、高适之作为最——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高适《别董大》： 十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两诗虽同是送别之作，同属七言绝句，然格调一哀婉，一豪迈，抒情一委婉，一直率，境界一清丽，一宏阔；同样是盛唐诗人，创作同样的题材，为何作品风格差异如此之大？这主要是由两人不同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王维一生优裕富足，再加上长期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性格上表现出软弱的一面，为了明哲保身，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当遇到人生别离时，其固有的世事难料、人生无常之消极思想则在作品中暴露无疑，故哀伤无限，伤别不尽，至一唱三叹。而高适则出身社会下层，曾长期过着“混迹渔樵”的贫苦放浪生活，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面对困境也能豁然以对；写此诗时虽然是尚不得志之时，但仍能于道别之时，在作品中以慷慨豪迈之语给予友人安慰，正如盛唐诗歌理论家殷璠《河岳英灵集》所云：“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3]（P152） 因此，在二人的作品中，文风与人格都达到了统一，“文如其人”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三  感遇咏怀诗不同的人生视野

唐人感遇咏怀之作，也常常因诗人性格与主导思想的差异，虽抒发同样的情怀，亦由各自的视角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比如“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李白所创作的咏怀诗《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与杜甫之《春望》，即是此类鲜明的对比。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安、史率军叛唐，次年即陷洛阳、长安两京，屠戮百姓无算，此时的李白则由梁宋奔亡于华山隐居避乱，有感于时局，遂作《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

西上莲花峰，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

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此诗前十句都是描写其在西岳莲花峰的游仙生活，飘忽虚幻，瑰奇俊逸，一如李白诗以往豪放飘逸的一贯之风，清人陈沆《诗比兴笺》云：“遁世避乱之词，托之游仙也”，[4](P70) 诚然！

而杜甫则于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闻之肃宗灵武称帝，遂只身远赴灵武，途中被俘，押往叛军统治下的长安城中，他将亲身所目睹和经历的事件记入诗中，创作出诸多记实之名篇，至德二载（757）春，诗人目睹沦陷近一年的长安城之惨状，感而赋《春望》一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五律，表现手法跌宕，尽显杜诗沉郁顿挫的主体风格。

同样面对安史叛乱、生灵涂炭的现实，为何两位大诗人的所作所为，乃至所赋诗篇迥然不同呢？这与李、杜不同的思想主导与人生观是密切相关的，在李白头脑中，道家“无为”、“自然”的人生观与道教的游仙思想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杜甫则出身于正统的儒士之家，在杜甫头脑中，儒家执着现实、积极入世的思想与人生观占据着主导，因此他才会在大乱之际，不顾个人得失，只身远赴灵武辅佐肃宗平叛。

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反映到作品中，二位诗人的视角也是有别的，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全篇确乎是以仙人“在天空中遨游自得”的形象出现，只在篇末才对现实投下一瞥，视角无疑是远离茫茫尘世的；而杜甫《春望》诗则身陷贼中，亲睹国破家亡之惨状，直面人生苦痛，视角更为写实，从这里不难看出“诗仙”与“诗史”之别。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吟咏相似的忧时伤世情怀，却因不同的主导思想与人生抉择，而风格迥异，“文如其人”，即使李、杜这般身处诗坛最高峰的大诗人亦不能外。

综上所述，如此“知人论世”，打通文史哲，引导学生结合古代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作家独特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来审视、鉴赏古诗词作品，“授之以渔”，自会获得全新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4] 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李新（1980-），男，文学博士，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303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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