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大禹治水的历史痕迹

追寻大禹治水的历史痕迹

梅震伟,王帅奇,郝玉伟

滨州市城乡水务局  山东省滨州市256600

在中华民族璀璨文明史中，记载久远、流传最广，对了解4000年以前的华夏文明作用最大的当属“大禹治水”。无论是遥远的远古时代，还是近、现代文明社会；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领袖，对昭昭禹功无不崇拜、敬仰，对茫茫禹迹无不探索、追寻，对浩然禹风无不秉承、发扬光大。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的开端。首先，水患的根治使得人民生活得以安居，社会得以稳定，而且使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得以萌芽，社会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治水需要统一的意志和坚强的领导，因此治水的成功必然使大禹自黄帝以来联盟领袖的权力迅速集中，威望大为提高，使其联盟领袖的权力最后通过治水而蜕变成真正的王权，从而最终完成从原始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同时，由于是各族联合治水，密切了各族之间的联系与团结协作，增强了各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加强了各族大联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由于大禹亲自到各地去领导治水，对各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情况更加熟悉，最后将各地区统一划为九州，并制定各地对中央的贡赋，这就是按地域进行管理，也是进入文明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国家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如《左传·襄公四年》所述:“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后人就以华夏九州来代表中国。总之，正是由于大禹治水的成功，为“禹传启，家天下”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而打下基础，为夏王朝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入文明的契机，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诞生的重要标志。

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正好形成于大禹治水之后，这是许多学者都十分关心并进行了深入探讨的问题，肖萐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指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经济上‘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按权力高下来分配治水斗争胜利果实。这样，就把原来维护灌溉的共同利益的机构，演变成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这就是由于治水斗争而促成我国奴隶制‘早熟’的客观要求。大禹领导氏族部落治水而建立的治水组织机构，也是后来演变成为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需要有统一的意识和行动，也需要建立有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从而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人力、物力用于治水斗争。治理大河洪水是许多部落共同的利益，因而促进了较大范围的部落联合。《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民族为中心，包括周围各兄弟民族的一个庞大联合体。而在这个联合体中被公推为领袖的大禹，在组织各部落共同的治水活动中，逐渐提高了声望，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甚至凌驾于氏族首领之上。可见，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促进了王权的产生，为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形成的制约各氏族部落的领导机构，当是奴隶制国家机器的前身。

大禹治水区域遍布华夏大地，通过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促进了中国地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历代文献对“禹生石纽” 、“禹生北川”作了记载。《唐书·地理志》记载：“茂州石泉（今北川）县治有石纽山。石泉今属龙安府，山下有大禹庙，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此。”因此，大禹治水始于西南巴蜀地区就不难理解。从近几年的考古资料上，可以看到大禹治水的足迹“西南巴蜀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这条治水之路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大禹治水的活动路线，更为我们勾勒了先民从游牧到狩猎再到农耕的发展变化，描绘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

如上所述，大禹治水将西南巴蜀文化带到了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逐步形成了参与度、认同度更高的华夏文化。大禹治水活动最先于西南岷江流域，采取了“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方法，既便于洪水分流，又有利于舟楫、灌溉。由于大禹治水得法，不仅使得西南岷江流域水患得到控制，更为治理黄河积累了宝贵经验；因为西南岷江流域与黄河中下游地形地貌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大禹在治理黄河时还是变“筑坝堵塞”为“疏导”，将黄河中、下游的河道分辟为九股《尚书·禹贡》：“九河既道”，散其水势，再分漯济流入渤海。大禹时期所治九河主要集中在今天河南、河北及山东部分地区，主要是兖州、徐州、滨州境内，黄河至此播为九河、漫流入海。因此，古代文献记载大禹来到此地疏导黄河入海应是可信的；大禹治水的足迹不仅涉及黄河中下游，也遍布整个长江流域。中国古代地理学名著《尚书·禹贡》栽述，大禹治水从长江上游开始经三峡地区一直疏导到长江的中下游河段，书中曾多处提及大禹从事疏浚长江河道制服洪水的水利活动。《水经注·江水》则明确指出，三峡河道是大禹开凿和疏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在太湖流域，大禹治水的传说广泛流传，对大禹的崇拜与信仰也极为盛行。大禹治水足迹遍布华夏大地，使得西南巴蜀文化、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文化交流中，互相影响，相互传播，促进了中国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

大禹在远古历史中，至少在水事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和关帝庙一样，在民众心理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正是大禹治水的同时，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提出了 “钟（聚）水丰物” （《尚书·禹贡》）的科学思想，即把洪水积聚起来天旱时使用，变水患为水利，才使得人们生活稳定、富足。在治水过程中变“堵”为“疏”，科学治理洪水，推广灌溉技术，根据各地的土质、地势、水利及气候状况，因地制宜指导农业生产，为科学治水和原始文明的建立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其次，大禹在长期治理水患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左准绳、右规矩”，精研山水地理，大禹治水展现了我们祖先治理洪水斗争的生动画面，体现了远古人民征服自然、发展农业生产的愿望和信心，展示了水利人尊重自然规律，深入实际、科学严谨的求真务实和改革创新的精神风貌。

纵观历史，大禹治水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时代主题，大禹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被历代人民继承发扬，并不断丰富深化，已经融化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作为人类向大自然宣战的第一人,大禹治水体现了其本人公而忘私、忧国为民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严明法度、公正执法的法治精神，以及民族融合、九州一家的团结精神，几千年来被历代贤人继承发扬，丰富深化，并投入时代的影子，使大禹治水精神超越时间的界限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被千古传颂，万民仰止。这足以表明我们中华民族儿女对优秀民族精神孜孜不倦的追求，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以吃苦耐劳，英雄不屈著称于世，之所以屹立于东方，且日益富强繁荣，与大禹精神的熏陶是密不可分的，大禹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象征。

作者：梅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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