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智识：剪花娘子的“诞生”与“成长”

时代与智识：剪花娘子的“诞生”与“成长”

杨昀欣

西安美术学院

摘要：库淑兰是知名的民间艺术家，从1985年以来逐渐被人们熟知。通过对库淑兰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分析，可以看出她与中西方文化交流、民间寻根热密切相关。此外她数十年的剪纸经历、个人智识也为“剪花娘子”的诞生与成长奠定了根基。

一、库淑兰的诞生

关于库淑兰的诞生，在“剪花娘子的诞生”讲座上文为群也多次讲到了库淑兰的生平经历，并就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进行了讲述，让众人了解到了库淑兰剪纸生发的个人因素。我觉得这样去理解是正确的，但恰如陈征教授所言，“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是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一定是要放到大环境下来看”。库淑兰是在1985年后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的。这一年，她坠崖苏醒之后艺术创作来到了高峰阶段。同年冬天陕西省文物厅党荣华副厅长提出调库淑兰剪纸贴花等民间新作晋省城系列展出计划。这是库淑兰剪纸第一次以讲展览的形式进入人们视野。之后多年间库淑兰的展览走向了世界。关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发现这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西方文艺思潮的传入极大的出去了国内艺术的发展，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八五新潮”的形成。85新朝中的艺术家寻求打破先前苏联现实主义影响下的艺术格局，从“艺术本体”和“人”的维度上重新定义艺术。“八五新潮”与库淑兰坠崖的时间点凑巧，而且在艺术意义上也步调一致。传统剪纸艺术内涵无外乎纳福招财、驱邪禳灾、祈子延寿，形式上多以单色、小尺寸为主。而到了库淑兰这里，她做到了对传统剪纸形式与内涵的突破。她的剪纸不仅色彩缤纷、五光十色，而且在尺寸上也超过了传统剪纸的大小，更是创造了剪花娘子、梅香、空空树……等诸多形象，这些形象寄托着她心中的希冀，展现着自我的艺术追求。如果把库淑兰与“八五新潮”相联系，似乎一条线又出现在了眼前。这条线条线以人为主、以人为本。

摸着这条线回看20世纪80年代。1981年举办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往前是1979年的星星美展，这些活动给予当时文艺界巨大冲击。此时党的文艺政策还未改变，仍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主旨，因此还会派“辅导员”去地方辅导农民创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让王宁宇、文为群等人与库淑兰有了交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被当时的文艺思潮所影响，但是在库淑兰年表上到他们对库淑兰的指导方向是重点引导，没有设置主题性的引导，由此库淑兰才能尽情的表现自己。这与当时的红剪刀对队有了极大的不同。当时在特定时期文艺政策的指导下，许多地方的剪纸出现了程式化，表现题材都是围绕毛泽东肖像、工农兵形象展开的，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到后期逐渐程式化。而库淑兰的剪纸突破了主题性创作，也正是沐浴着开放年代的春风转变成功的。她突破了思想与政策的藩篱，自由自在的表达着自己的情感。

很多人把库淑兰剪纸能够横空出世的原因归结到她的独特经历上，我觉得这并不恰当。库淑兰的经历并不独特，非要说独特的话那唯一的独特便是“坠崖未亡”，剩下的缠脚、家暴、孩子早夭……都是以前妇女大相径同的悲苦生活。天赋异禀也难以说通，因为在她60岁以前只是普通的民间巧手妇女，只是与普通妇女的剪纸相比要好一些。进一步来讲，以前的妇女能不能剪出库淑兰这个格调的剪纸？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传统封建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其主题内涵必然是要以家庭为导向的，多子多福的香火延续、年年有余的升官发财、驱灾避祸的家庭镇宅狮……莫不是以家庭观念为核心的，但是，处于封建时代的妇女如果剪了库淑兰这样的剪纸，可能就要接受丈夫的毒打、婆婆的嘲讽与妇女的讥笑。加之当时妇女地位低下，挑战主流观念必然少不了排斥，所以传统社会中很难出现表现个人色彩的剪纸。而库淑兰剪纸诞生的年代是传统足够传统、新潮足够新潮的年代，她个人就像一粒丰足、充盈的种子，只要和煦的太阳照耀时，便能萌发出翠芽。因此，80年代民间不仅出现了东方毕加索库淑兰，还有东方马蒂斯王景龙。

二、剪花娘子的成长

再者是库淑兰剪纸的创作问题。在王宁宇、文为群发现库淑兰之前，她的剪纸是以传统题材为主。但是在坠崖之后，她不仅转变了剪纸的形式、剪纸的尺寸也叫以前发了变化。印象中陕西剪纸以窗花为主，主要是贴在窗户上、门上、墙上作品也不过30c㎡左右。但是库舒兰的作品确实非常之大。有的在四米左右。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她是在什么况下会把以前的小型剪纸转变到现在如此之大？从合理角度来看，她的作品是由她的题材所决定的，比剪花娘子、江娃、梅香、空空树……这些题材组合在小的纸张上是逼仄的，因此要选择大一点的纸。但问题在于“剪花娘子中堂对联”宽1.5m、高4m是有什么影响的呢？题材显然不可能是主要因素了，而是有众多的社会因素。这件作品极有可能是当时地方政府推举库淑兰为了某些展览或者是执行政策所推动的，毕竟70岁的老人是难以完成这项任务的，参与者还有他人。另外是在“花间世界——陕西省美术博物馆藏库淑兰作品研究集”这本书上看到了剪纸草稿，这些草稿的绘制与时间的标注再次展现出一些端倪。民间剪纸是极少需要草稿的，他们有着自己的粉本，而且绝大多数是妇女们信手拈来的。剪纸打草稿只有外行人才需要，库淑兰作为剪纸巧手难道也需要打草稿？因此可以推断库淑兰剪纸不仅是库淑兰一个人完成的。这个推断并非否决她的才能，而去看待这件事的社会影响。

与库淑兰合力剪纸的人我没有调研过，但他们极有可能就是后来所谓的“库淑兰的弟子”。按照传统来说，剪纸是没有拜师这一说的，她们是在与母亲或者婆婆、亦或是同村妇女聚在一块剪纸、做女红，彼此相互交流，推进着自身技艺进步的，很难说有师徒关系。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又恰逢国家对非遗的倾斜政策，一些手艺人不仅名气渐高，而且也获得了经济上的创收，引发了手艺人社会关系的微妙变化。由此，曾经与库淑兰合力剪纸的年轻妇女以库淑兰弟子自称。今天回看库淑兰弟子这个群体是有待审视的，他们中有所创新、或者突破的甚少，几乎都是在清一色的继承库淑兰的图式，而其中的内涵精神却早已湮灭。他们无法理解库淑兰的内心感受，只能邯郸学步，创作的作品几无生命力，不禁让人疑惑究竟传承的是什么？是剪纸技巧？是剪纸内涵？还是剪纸图式？库淑兰去世后，她的“弟子”们延续着她的图式，成为了旬邑县对外的一张名片。2011年在非遗政策的推动下，旬邑剪贴纸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至今日，旬邑剪贴纸仍以库淑兰剪纸为范本，发展出了一些非遗帮扶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库淑兰的智识被地方化，她的剪纸掩盖过了传统剪纸，成为了地方性知识的元素，也成为了旬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