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淮安探索

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淮安探索

王新叶

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江苏淮安  223000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在视察基层工作时提出的，这一重大论断提出的背景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方面的重大意义，也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新法宝和制度保障。从现实来看，单纯依赖党政机构、依靠彼此孤立的单位组织开展工作的传统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基层治理发展的需要。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贯穿于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全范围、全环节，能够充分调动不同群体不同程度参与社会事务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淮安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淮安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

近年来，淮安市积极实践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

1、淮高镇刘河社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学习实践阵地”

淮高镇刘河社区是2019年农房改善项目，分为两期，建设房屋402套，安置群众1640人，2021年建成并交付使用。在市区人大的指导下，在退休教师捐献藏书的基础上，淮高镇在刘河村人大代表联络站中建立“与民同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阵地，打造首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学习实践阵地”，推动淮阴民主建设走在全市前列。阵地包括老报新声“全过程人民民主学习点”，通过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盛况，向人们讲述在人民当家作主中体现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生动实践；你呼我应“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积极开展“与民同行”代表履职平台建设，聚焦群众所急所盼，推动民生实事的解决；镌刻足迹“全过程人民民主宣传廊”，新建长廊展示刘河选区人大代表风采，以光影镌刻履职印记，用展牌表达为民情怀。

2、淮安市“‘码’上议”协商议事创新实践

2021年，江苏省组织开展实施“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淮安市政协开始推进“‘码’上议”工程，即将协商议事活动与“智慧政协”创新相融合，与基层协商相衔接，利用互联网技术，联通数字智慧平台系统端、手机端、电脑端数据，以二维码、视频会议为载体，积极开展协商活动。淮安市围绕规范网上协商议事流程、畅通民众线上参与渠道、构建“一网一微一端一平台”四位一体信息支撑环境等重要事项，研究制订了《“有事好商量——‘码’上议”工程技术实施方案》,升级设计协商议事室板块，推动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场内场外结合、上级下级联合开展协商议事。通过培育协商议事示范室、现场推进会，“‘码’上议”工程在淮安市全面推开。“‘码’上议”工程通过“一码连八方，有事好商量”议事新模式，由确保多元参与、“码”上征题与“码”上建议汇聚民意，确定协商议题、线上协商与线下协商相结合，建立协商对话、借助大数据分析统计平台，形成决策共识四个环节构成，真正实现“码上办，马上办，码上马上办”,让老百姓有更多体验感和获得感。

3、民主立法实践

立法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重要载体，而基层立法联系点是立法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2020年11月，省司法厅印发《关于打造司法行政“立法民意直通车”的通知》，把立法民意征集区建设作为做实前端征集的重要部分。截止到2021年12月，淮安市立法民意征集区也由原来的不足10个，增加到了96个，范围涵盖各县（区）所有镇（街），为我市已累计完成60部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草案的意见征集工作，上报群众意见建议685条，其中237条被市级以上立法部门采纳。立法民意征集区也成了为淮安推进民主立法的“民意直通车”。立法民意征集区通过上门走访、问卷调查、网络征集等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广泛征求、汇集民意，下好民主立法民意征集工作全市“一盘棋”。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淮安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1、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足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足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贯彻相应政策中存在学习不透、认识不深、站位不高、全面性不足等现象。如部分基层党员对组织工作、党建工作认识不深，措施不足，导致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无法有效发挥。如有的农村党员自身建设不足，对工作的落实满足于写写笔记、开开会，对群众工作满足于吃吃饭、唠家常、拍拍照，不能够积极主动发挥作用。在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推进基层治理工作中，类似弊端顽疾仍不时体现。

2、基层群众对民主权利认知不深、民主参与能力不强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群众作为治理的主体看似对各项事务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现实是大多数居民依然属于“沉默者”，认为基层事务是全体居民或（村）居委会的事情，自己的话语权微不足道，大多抱着“搭便车”的心理。与此同时，基层群众在参与民主生活的过程中容易受“精英居民”的言论影响，往往形成沉默“参与”而影响民主结果。此外，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基层社会逐渐由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加大了治理的难度。互为陌生人的居民，其民主参与意识较薄弱，不重视自身民主权益，消极对待民主活动。部分居民认为社会治理是政府的职责，“被代表”“被管理”现象突出，致使在治理过程中难以形成科学性、民主性的有效决策，棘手问题难以通过公开理性的对话进行民主解决。同时，居民在参与治理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这不利于治理的民主发展。此外，参与民主生活有一定“门槛”，发挥民主生活的实际效用需建立在参与者拥有一定知识储备基础上，而人们的知识储备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造成部分居民的知识储备与民主生活诉求不匹配。而且大量拥有较高知识储备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致使民主治理更为困难，例如，淮安市共有4区3县，17个街道办事处，108个乡镇，户籍人口557万多人，常住人口450多万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淮安市每年大约有160万人外出务工、经商。其中，农村外出人员达120万人。当前，“用脚投票”现象时有发生，这主要归因于基层群众民主能力不强导致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3、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落后

基层经济水平相对较差，治理模式不够先进，很多地区并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信息化平台。信息化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不够匹配，平台的建设不够先进，内容更新、充实、发展的不够及时，尤其是基层社区乡镇，很多所谓的基层政务网站，政务系统，不能发挥作用。政府网站缺乏专业人才管理，不能行使其应有功能，群众不能通过网站了解更多的政府信息。

除此以外，基层治理提升过程中的信息壁垒问题也很突出，基层政府虽然正在改善信息壁垒问题，不断完善政务公开系统，但还是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虽在更新信息，但很多信息都不接地气，较为陈旧，有些基层政府网站虽然设置了投诉意见专栏，但很多都是有群众反映的问题，并没有看到政府的及时回复，依旧是政府政务的初级形态，并不能真正发挥政务信息网站的作用，会大大的阻碍基层群众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影响政府公信力，加剧人民群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造成一定程度的信访问题。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耦合共进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优势所在，坚持党在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党对基层事务管理、基层民主实施的统一领导，也是有效治理的组织支撑。特别是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的建设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形成治理共识，明确治理事项，划清治理范围，压实各基层组织的任务和责任，确保重大问题由党组织研究讨论后依照民主程序决定。在党组织统筹协调下形成以党建引领群建，在不断扩大的共同合作空间内强化责任界分和职能归属，推动各类组织建成相互协作有序运行的机制。

（二）深化村（居）民自治，激发民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可以称为治理型民主。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引领和推动村(居)民自治，需要将发展基层民主与推动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切实维护城乡群众的各项利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特点就是推动人民广泛参与政治实践。这其中的首要要求就是人民具有政治参与的意愿与动力。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引领和推动村(居)民自治，首先需要调动人民参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同时保证村(居)民自治的“自治空间”，为村(居)民自治深入发展提供基本条件。二是完善村(居)民选举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不排斥民主选举，而是将党的领导与保障人民选举权利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于村(居)民自治来说，村(居)委会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是检验村(居)民自治是否实现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三是抓好民主选举“后半篇文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优势就 是形成了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推进，村 (居)民自治形成了由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大环节构成的“过程 链”。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村(居)民自治，要求在筑牢“第一链条”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五大环节的民主实践环环相扣、彼此贯通，实现高质量运行。

（三）构建数字乡村治理体系，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数字中国”，“数字中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精准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治理领域，数字化逐渐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方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将“建设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作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构建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乡村治理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另一方面，目前乡村社会的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的结构困境，乡村治理效率低下和主体性缺失，迫切需要乡村治理转型以适合数字时代发展要求，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能够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因此，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数字化治理格局，还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