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湖北省武汉市430072
摘要:目前,私募股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私募股权基金对其已投项目的管理实践;二是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业绩和回报,以及影响投资业绩的关键驱动因素。然而,在这两个主要方向上,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并存在许多争议点。本文提出未来研究的三个建议主题:一、影响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收益的关键因素;二、将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流程;三、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GP的战略管理和组织改革。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PE;驱动因素;数字化
1、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第一支私募股权基金的诞生以来,私募股权(PE)迅速成为资本市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参与者之一,目前拥有了超过4.4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AUM)(Preqin,2021)。虽然私募股权包括并购基金、风险投资、成长资本、基金中的基金、房地产和二级基金等类型,但过去研究者和文献主要集中在并购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并购基金构成了私募股权的主流,其收购目标包括上市公司(即私有化)、大型公司业务分拆和非上市公司(Cumming等,2007年)。随着资产管理规模的增加,由私募股权支持的并购已经占据了全球并购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相对于传统的企业并购方)。
综合而言,现有关于私募股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私募股权基金对其已投项目的管理实践;二是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业绩/回报,以及影响投资业绩的关键驱动因素。然而,学术界在这两个主要方向的研究均未形成一致结论,并存在着较多的争议点。
2、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实践
虽然私募股权通常被认为通过使用财务杠杆、追求短期回报,牺牲被投企业的长远利益,但也有学者指出PE基金的投资回报主要来自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价值(Gompers等,2015)。进入21世纪后,开始出现了私募股权行业的专业数据库(如Preqin、Cambridge Associates),保险公司、捐赠基金、养老金大型投资者也开始将私募股权视为必备的资产类别之一,这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加详实的数据来源,学者们能够利用更全面的数据库来验证私募股权基金的经济属性。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私募股权基金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有耐心,因为基金的存续期和投资持有期很长。[1]因此,需要认识到PE基金的管理职能,而不仅仅是作为财务投资人的职能。
与私募股权基金从业人员的观点一致,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私募股权基金可以纠正公司治理问题,发掘被市场低估的资产,并改善被投企业的经营业绩(Holthausen和Lickert,1996)。首先,很多上市公司在面对与分散公众股东之间的冲突时,会向私募股权基金寻求帮助,这种情况通常由于广大小股东缺乏特定业务领域的专业知识(Cremers和Pareek,2016)。私募股权基金在收购上市公司后,更容易批准甚至提出激进的资本开支方案或并购计划,因为PE基金更具耐心、专业和高效(Folta和Janney,2004)。其次,私募股权基金有助于解决许多“大集团病”,例如某些业务线无法获得来自集团的足够支持(Bergh等,2008),或者业务价值被市场低估(Litov等,2012),在这种情况下,私募股权可以通过资产拆分,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支持这些业务线的发展(Puranam等,2009)。第三,激励机制对于股东会和董事会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使短期薪酬与长期公司利益相一致(Makri等,2006),而私募股权基金凭借对业务的深刻理解、灵活的决策体制以及长期的耐心,可以设计一个更具合理性和前瞻性的薪酬体系来激励公司管理层(Feldman,2016)。[2]第四,作为被投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战略股东,私募股权基金拥有成熟的投后管理体系,通过控制董事会、雇佣和管理企业高管、设置个人化KPI和监督日常运营,确保公司按照设定的良好战略运行(Hertzel和Smith,1993)。
并购基金作为全球PE基金的主流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同时也有研究者关注创业投资基金(VC)的价值创造和管理实践。VC的价值主要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Cochrane,2005),并且了解早期公司的业务,具有忍受短期损失的耐心。
此外,也有学者利用代理理论解释私募股权基金的价值创造,Acharya等人(2009)指出有限合伙人(LP)与普通合伙人(GP)之间的关系存在两层次的代理关系:一种是LP与GP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LP与投资组合公司的管理层之间的关系。Kaplan和Strömberg (2003)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代理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现金流管理来得到缓解。
3、PE的表现及其关键驱动因素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PE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投资回报相关的问题,包括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收益特征(如持续性、波动性、流动性)、收益影响因素等。首先,需要定义如何衡量PE的投资收益,研究人员和PE专业人士通常使用几类指标来表示PE基金的绝对和相对回报,包括净现值(Net IRR)、净内部收益率(Modified Internal Rate of Return)、投资回报倍数(Multiple of Invested Capital to TVPI/Distributed to Paid-in Capital Ratio)、二级市场等价指数(PME)(Harris等,2018年)。这些指标主要基于现金流(CF)、分配(D)、投资额(C)和时间(T)以及股票市场指数回报率(R)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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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回报指标
业绩指标 | 定义/公式 |
已清算基金IRR | |
存续期基金IRR | |
DPI | |
MOIC/TVPI | |
已清算基金PME | |
存续期基金PME | |
修正IRR(MIRR) |
现有文献使用不同数据源,研究了不同策略的PE基金的投资回报,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大的差异(Brown等人,2021)。其中,Kaplan和Schoar(2005)进行了里程碑式的研究,他们分析了Venture Economics数据库的746家PE基金的现金流和业绩数据,既使用了Venture Economics提供的IRR(VE),也使用现金流重新计算了IRR(CF)和PME。他们发现PE基金的加权平均IRR(VE)、IRR(CF)和PME分别为18%、18%和1.05,表明PE略微优于公共市场。对于PE投资回报的影响因素则存在不同观点,这部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比投资回报自身更有价值,因为影响因素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揭示私募股权基金应如何提高回报。下表汇总了现有文献对PE投资收益的结论。
表2、现有研究对PE投资收益的结论
私募股权基金种类 | 关键结论 | 数据源 | 作者 |
并购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 | 风险投资基金的中位IRR、TVPI和PME分别为11.29%、3.46%和0.80; 并购基金的中位IRR、TVPI和PME分别为11.29%、1.56%和1.23 | Burgiss; StepStone | Brown等,2018 |
并购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 | 风险投资基金的平均IRR、MOIC和PME分别为11.9%、1.56%和1.23; 并购基金的平均IRR、MOIC和PME分别为11.9%、1.56%和1.23 | Burgiss | Harris等,2020 |
并购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 | 风险投资基金的加权平均IRR和MOIC分别为12.4%和1.61; 并购基金的加权平均IRR和MOIC分别为12.4%和1.61。 北美和欧洲的并购基金在2005年之前的年份表现优于股票市场,在2005年之后的年份表现大致等于股票市场; 2000年之前的风险投资基金明显优于股票市场,但在2000年之后未能超越股票市场。 | Burgiss | Harris等,2016 |
并购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 | 风险投资基金的中位PME和杠杆PME分别为0.96和1.04; 并购基金的中位定制PME和杠杆PME分别为0.85和0.79。 现金流进入私募股权市场对私募股权基金的表现产生了负面影响。 | 匿名LP | Robinson和Sensoy,2016 |
PE基金汇总 | 私募股权基金在筹集资金达到12个季度后,其表现出现显著下降。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通常在再管基金表现最优时开展募资工作。 | 匿名LP | Huether,2018 |
并购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 | 风险投资基金的加权平均盈利指数和IRR分别为1.15和16.62%; 并购基金的加权平均盈利指数和IRR分别为0.99和15.98% 自1980年至1996年成立的私募股权基金的表现比股票市场低了3.3% | Thomson Venture Economics | Ludovic和Oliver,2009 |
母基金 | 根据Preqin数据库,母基金的加权平均IRR和TPVI分别为7.9%和1.34; 根据Burgiss数据库,母基金IRR和TPVI分别为8.1%和1.38。 尽管母基金基金在长期内优于股票市场,但专注于并购基金的母基金业绩不如专注于风险投资基金的母基金。 | Preqin; Burgiss | Harris等,2018 |
私募股权基金的业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它会影响到后续的基金募集。基金GP(基金管理人)可能会操纵其中期绩效以促进基金筹集,这点也被LP(基金出资人)所知悉。虽然业绩操纵的程度因基金而异,但表现不佳的基金更有可能夸大回报(Jenkinson等,2013年)。然而,这种观点遭到了Huether的反对(2018年),他声称GP通常在绩效相对较高时筹集新基金,而不是操纵业绩。关于基金业绩的持续性,在2000年之前并购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业绩都存在持续性,2000年后成立的并购基金并未显示出这一特点,而风险投资基金仍存在业绩持续性(Harris等,2013年)。
对PE专业人士来说,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是影响PE基金业绩的因素。Gompers和Josh(2000年)提出了一个名为“Money Chasing Deals”的假设,即大规模的现金流入VC行业将增加一级市场的估值,从而降低VC基金的投资回报率,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验证。[4]此外,研究人员也得出了其他驱动私募股权业绩的因素,例如GP的技能(Robinson和Sensoy,2013年)、投资风险溢价(Franzoni等,2012年)、IPO低估因素(Xu和Eleanor,2009年)以及股票市场回报(Franzoni等,2012年)。
4、数字化技术对管理的影响
近年来,包括云计算、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在内的新技术已经改变了许多组织中的行业。作为一种最具影响力和广泛应用的技术之一,人工智能已经吸引了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最近的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可以通过组织的响应式转型来提高创新能力和运营效率(Vial,2019年)。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已经被整合到各种组织流程中,特别是对于具有标准决策模型和大量数据的机构(Miller和Brown,1999年)。然而,在某些领域,例如创造性活动和伦理问题,人类很难被AI技术所取代(Vincent,2021)。因此,制造行业可以通过信息系统和工业互联网从数字技术中获益(Danuso等,2021)。各种行业和运营过程已被数字技术所改变,包括供应链管理、医疗保健、销售和分销、金融服务、教育和网络营销等领域。各参与者所使用的具体技术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信息和数字化的基本思想适用于所有领域,然而目前仍然缺乏数字化技术应用在PE行业的研究。
5、结论和局限性
本研究对私募股权基金以及数字化技术在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私募股权基金在业界和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私募股权基金在缓解信息不对称、通过主动管理减少代理问题、提高公司经营业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业绩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学界和业界使用了各种指标来衡量绝对收益、相对收益、现金回报能力等。虽然大多数研究人员发现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的表现与股票市场相当或更高,但其投资业绩的驱动因素仍在讨论中,包括“Money Chasing Deals”假说、GP技能和股票市场指数等。近年来,随着新技术(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5G通信)的迅速发展,一些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和营销等领域,以解决需要高效率和高精度的数据处理问题。
虽然本文涵盖了私募股权和数字化技术的两个方面,但文献综述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由于该主题涉及广泛的子领域,我无法收集到完整的文献集合并熟悉每个具体主题。
6. 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现有文献得出的大多数结论在基金管理中并不太实用,例如,虽然“Money Chasing Deals”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现象,但由于基金合伙协议(LPA)中对的投资期限有着严格的要求,GP不能持有资金直到市场热度下来。[5]另外,PE行业也有一些最新的发展趋势值得深入研究,如以buy-and-build 策略和C-Corp转型等。
尽管有很多文献指出与公众股东相比,PE在管理被投公司方面具有许多优势,但很少有文献关注GP的组织结构、剖析GP的内部运作过程。这可能是因为私募股权的管理流程非常复杂,包括目标筛选、尽职调查、交易结构谈判、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等方面。为了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并进行适当的投后管理,GP需要全面理解目标公司的行业、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而这正是数字技术适合的应用场景,因为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信息需要处理。然而,私募股权基金的数字化仍然处于早期阶段,我发现很少有文献研究如何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私募股权行业。
基于文献综述和讨论,本文提出未来研究的三个建议主题:一、影响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收益的关键因素;二、将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流程;三、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GP的战略管理和组织改革。
参考文献:
[1]Acharya, V., Kehoe, C., & Reyner, M.. (2009) Private Equity vs. PLC Boards in the U.K.: A Comparison of Practices and Effectiveness .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21(1), 45-56.
[2]Bergh, D. D., Johnson, R. A., & Dewitt, R.. (2008). Restructuring through spin-off or sell-off: Transforming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into financial gai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9(2), 133–148.
[3]Brown, G., Harris R., Hu, W., Jenkinson, T., Kaplan, S., & Robinson, D.. (2021) Can investors time their exposure to private equit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9, 561–577.
[4]Cochrane, J.. (2005) The risk and return of venture capita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5(1), 3-52.
[5]Cremers, M., & Pareek, A.. (2016). Patient capital outperformance: The investment skill of high active share managers who trade infrequentl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2(2), 28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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