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缪《鼠疫》中的隐喻思维

论加缪《鼠疫》中的隐喻思维

高振凯

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鼠疫》是加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作为一部寓言式小说，他运用隐喻的手法叙述了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人民的生存现状。瘟疫和人是作者的着力点，瘟疫破坏人，也成全人；毁灭人，也塑造人。可以说瘟疫和人的复杂关系是《鼠疫》饱含隐喻思考以及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关注的原因。本文借助苏珊·桑格塔的疾病理论，进一步分析作品中的政治隐喻、英雄隐喻、荒诞隐喻。探讨疾病隐喻的产生原因和运作方式，以及对隐喻思维的基本态度。

关键词：《鼠疫》；隐喻；荒诞

《鼠疫》是二十世纪法国荒诞派大师阿尔贝·加缪的扛鼎之作，也是他打响“反抗”哲学的第一枪。加缪以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奥兰为背景，以几个月的鼠疫进程为切入点，以奥兰人民面对瘟疫的不同态度及不同时期的状态为考察对象，不仅描绘了鼠疫肆虐下社会崩溃、民众冷漠、体制破碎的事实，而且也展现了以里厄、塔鲁、朗贝尔、格朗等人的反抗行动。这是加缪从认识荒诞到反抗荒诞的重大转折，也是加缪式荒诞英雄的强力登场。

鼠疫是作者设置的独特背景，当死亡蔓延在整座城市之中，灾难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加缪一如医学家和历史学家般细致周祥地记录了病人由病发至死亡的痛苦过程，认真测算着急速飙升的死亡数据，冷漠观察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和臭气熏天的火葬场，这时他才正式开始反思人类处境和世界的荒谬。在此处鼠疫并非一个医学名词或是灾难命名，而应将其看成一个由政治事件、经济事件、文学事件等组合而成“意义的世界”。即诉诸一个共同体内部生活方式的表征、行为特征的解读、价值追求的判定。鼠疫反映的既是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生存窘境，更是整个人类普遍面对的生活困境。在英语世界中瘟疫一词专指鼠疫，正是因为其强烈的传染性、繁殖力和适应性的特征。所以鼠疫是一种隐喻修辞，对疾病和疫患的书写正是作者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它主要表现在与历史交叉的各个方面。

一、关于政治的隐喻

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加缪狠狠地写下“跟那些老鼠没两样”的字眼，并敬告读者们，“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它最明显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可以考证的是，由于盟军在北非的登陆，加缪与亲人正处于失联状态。所以加缪将老鼠比喻为法西斯，将战争比喻为瘟疫的手法是显而易见的。但直白的语言攻击并不能彰显加缪政治上的洞察力和对纳粹的批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是为了忠实呈现这个世界，与其去复制它也许还不如用隐喻的手法。”所以用老鼠来隐喻政治存在其内在的逻辑。归根到底，隐喻就是借由彼物来理解和体验此物的过程。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过一个命题——“争论即战争”。虽然“争论和论战是两码事”，但“‘争论’被部分地用战争术语进行建构、理解、实施和谈论”。比如争论的双方在结果上必分胜负、争论的过程部分遵循战争的逻辑、争论的技巧也和战争的策略大同小异等等，所以语言恰恰是以隐喻的方式而建构的。同理，加缪也似乎提出了“鼠疫即战争”的看法。

首先，鼠疫营造出的封闭空间与法西斯操控下的铁蹄空间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鼠疫”作为众多意象叠加之后的故事场景赋予城市一种逼仄、死沉的意味。“全城都在发高烧”，这是里厄最直接的感受。根据桑格塔的隐喻理论，“发烧是身体内部燃烧的标志”，而高烧是由于身体的封闭而引起的。由此进一步导致了身体机能的病变、溃烂、衰败。经由身体，瘟疫将整个城市的人又链接在一起，而封城又将从事实上建构了新的封闭空间。同样，纳粹在建造大量集中营以及用作大规模屠杀和进行人气实验的毒气室、焚尸炉之后所弥漫的死亡气息，在结构上创建了一种“总体性”的死亡，即作用于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死亡。而这两种空间起到的共同作用就是迟滞时间。整本书前前后后描写了10月之久的鼠疫，但在作者的如史学家和新闻报道家的叙事处理中仿佛更加漫长，鼠疫扯住了时间前进的手，隔断了过去、现在、将来的联系，而这种隔断能让人最大程度地体会到死亡的可怖。据历史记载，君士坦丁堡的那场鼠疫平均每天死亡1万多人，如何认识这个数据呢？加缪说：“你们去五家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引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地死去，那时就可以看得清楚些。”所以，在一定的空间内，鼠疫和战争都平等地消耗着所有人。

其次，加缪将鼠疫和法西斯结合在一起，使鼠疫的发展演变和纳粹占领的进程相互印证，抗击鼠疫的过程无疑也是反抗法西斯的真实写照。苏珊·桑格塔也认为在对疾病的描述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隐喻事实上取自战争语言”，因为战争这一概念系统提供了丰富的修辞资源。号手是战斗开始的标志，承担着发号施令、鼓动士气、领导方向的重要作用。而小说中的门房显然是“这场战斗”的吹哨人。“可以说，门房的死标志着一个令人困惑的迹象丛生的时期已经结束，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业已开始”，除此之外，一位患有哮喘病的老人也在不停地喊“他们出洞了，他们出洞了”！和战争相仿，随着瘟疫的一步步入侵，疫病在身体和城市中推行的是“殖民化”的政策。尽管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外地调集血清、组织隔离医院、喷洒消毒水，但患病者仍在成倍的增长，直至官方做出“宣布鼠疫状态。关闭城市”的决定。正是疾病“入侵”、“渗透”、“传染”等一系列特性，所以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会必然会造成身体的伤害。尽管只能依靠被动的血清疗法，但卡斯特尔医生仍然为之付出了全部的生命力，当他研制出血清的时候，映入里厄眼帘的不再是平时那副“温文尔雅而又带有讽刺的神色”，而是“一张毫无生气的脸……显露出他的精疲力尽和年迈苍老”。

最后，必须看到军事隐喻的最终形态——极权主义的隐喻。极权主义是政治学上的术语，是“现代西方一种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治思潮”。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汉娜·阿伦特有感于人的异化，她意识到人们对自己的认识过于极端化，要么过于乐观，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认为自己是执行天道法则的工具；要么过于悲观，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经常感到命运的失落和无力。对于前者而言，科塔尔是显著的代表。在格朗的描述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深居浅出的酒类供应商。他似乎犯了罪，所以总是要逃避警察的调查。但他是一个需要接触、需要温暖的人，他将自己“内心的平静寄托在一种疾病、一场鼠疫和重大灾难上”鼠疫把大家变得平等，他不用东躲西藏，通过走私贩卖紧俏物资，甚至生活的十分滋润，他能搞来别人需要的东西，还能帮人走私出逃，他看到了鼠疫之后社会结构重新洗牌的可能。在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慌中时，只有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当鼠疫退散，他发了疯，开枪胡乱扫射，最终自食恶果。

二、关于英雄的隐喻

英雄崇拜是西方文学中的集体无意识表达，英雄主题也是西方文学的重要传统。对英雄的歌颂是早期西方人部落观念的彰显，也反映了当时人对道德、善良、正义、勇敢等伦理问题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普通民众的价值信仰。最早在《荷马史诗》中“英雄”一词特指战争中有卓越贡献的人。英雄大多为普通人或者半神，他们或有异于常人的神力，或直接继承作为神的父母一方的能力。意大利学者维科在中讨论民族间的同一性时认为，整个人类大致经历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在英雄的时代，人们为了生存激烈的争斗，成功者上位，失败者沦为奴隶。英雄成为统治世界的贵族阶级。这种关于英雄史诗和英雄叙事的描述也揭示了英雄是一定历史时 期的符号隐喻，他们对宏大叙事的建构负有责任，对实现人神交融、生命永恒、主观能动性等问题提供承诺。所以，二十世纪之前，对英雄的塑造承担着西方民族的想象。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撕下了西方世界的虚伪面纱，从饱含力量与美的古典英雄到勇敢忠诚、高尚慷慨的骑士英雄，从崇尚自由、追求解放的王子英雄到勇敢无畏、充满奉献的个人英雄都渐渐消散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英雄人物身上的光环逐渐隐退。英雄故事变得空洞、英雄信仰开始崩塌、英雄传统遭到破坏。尽管西方文学中不遗余力地提出一些想象中的典型，但加缪一语道破了本质：“而该类型也许并不存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种化约：一种风格。”取而代之的是“人”的登场，站在了传统英雄的对立面上成为“反英雄”，而加缪塑造的荒诞英雄就是典型的“反英雄”人物。“反英雄”的出现预示着近代西方人的精神迷惘，荒诞派不断塑造“荒诞人物”来时时刻刻提醒人类被异化的事实和无从反抗的现实，只有加缪坚信“荒谬的人就是从希望结束的地方起步的”，所以里厄医生就是“反英雄”和“反圣人”的形象。他并不具备力挽狂澜的品格和能力他的行动逻辑也比较简单，仅仅只是依据个人的职责做应当的事，同鼠疫斗争只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即便不能完全确定是鼠疫，但也要根据鼠疫防疫的标准来实施政策，因为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生活在现实的生活而非抽象的概念里。鼠疫令他恐惧，但并不绝望。即使明明知道胜利只是暂时的，鼠疫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但这并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还有约瑟夫·格朗，一位老实本分，勤恳工作的公务员，人们在似乎只记得他略带笨拙的写作，然而当鼠疫来临，他不再考虑他的“女骑士”，只专心做好表格数字、统计数据等一系列耗费心力的工作。

然而，这种“消极的冷漠”和“局外人的姿态”成为了荒诞英雄的“阿喀琉斯之踵”。加缪在《局外人》的序言中写道：“他远非麻木，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正是因为过于看清世界荒诞的本质，荒诞英雄们仿佛永远显得“不合时宜”。面对朗贝尔的指责和病人及家属的不理解，里厄“意识到一种让人别扭的冷漠已经开始主宰他了。”为此，他只能慢慢闭锁情感，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才能保持理性。默不作声的反抗中依然满怀深切的激情，这是加缪式英雄的特点。这或许和加缪本人患有肺结核有关，因为在桑格塔看来，“依据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大概存在着某种激情似火的情感，它引发了结核病的发作，又在结核病的发作中发泄自己。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加缪写作《鼠疫》时恰巧在养病，对于从小便遭受结核病折磨的人来说，加缪的激情并不像萨特那样积极的介入，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这就是荒诞英雄的宿命。

三、关于荒诞的隐喻

加缪这样阐述自己的创作动机：“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所经历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我也想就此将这种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这一概念。”而这场鼠疫正象征了人类始终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鼠疫来源的无缘由、无名状和蔓延速度的无可捉摸隐喻人类荒诞的、被抛的生存境遇。它将恐惧平等地带给所有人，让人们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产生“畏”的情绪，再经由“畏”倒逼此在的本真状态。

如何了解一座城市呢？在加缪看来就是要了解这里的人是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的。而奥兰城的人在加缪看来是丑陋的，因为他们欲求强烈而短暂，“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中飞快地互相满足，要么双双安于长期的夫妻生活……由于缺乏时间，也缺乏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这就是加缪所描述的“局外人式”的生活：“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很容易沿循这条道路。”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沉沦之境”的诱惑，隐藏在“大众”之中可以免于责任的承担，因为“大众”提供了我们感和安定感。无论是面临困境还是身处焦虑，“大众”总能代表惯常提供给个体心理建设和实践路径，即“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其秉持的一般观念即：“我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愿意犯错”的逃避心态和保守立场。所以，人在“沉沦”状态中轻松自在，逐渐远离本真的自我，也就陷入了“非本真的状态”，逐渐离“去存在”的“自我筹划”愈来愈远。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现《鼠疫》中的荒诞思想，曾考虑过用“囚徒”之类的语言来代替“鼠疫”。并且他也明确表示：“《鼠疫》已经指出了荒谬什么都不能教给我们。”所以“鼠疫”的到来在打破日常“布景”的同时，也倒逼人们面对荒诞，积极走向“去存在”，即不断为自身筹划的过程中去，所以“鼠疫”的概念在此处就上升“一般存在”的高度了。

另外，对某些人而言，“疾病被看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终行善的机会，至少，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欺人和人格失败。”荒诞感即一种人与世界的关系。荒诞的本质是一种分离，不属于相比因素的任何一方，而产生相比因素的对峙。帕纳鲁神父，他一次次宣扬“有罪论”和“神罚论”，让人们不要惧怕它，恐慌它，要学会接受它，并与它共存，要反省，要宽恕，要遵循上帝的安排。荒诞的是，尽管他拥有坚定的信仰，但他第二次的布道也显得审慎和犹豫。同样，面对奥东儿子的死亡，即使他满怀深情的祈祷，但他心中也十分清楚，鼠疫就像“上帝”一样在平等的杀人。所以他无法再说服里厄，也无法说服自己。

结语：破除隐喻

    桑格塔认为，疾病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疾病并不能被看成隐喻，因为由隐喻构成的王国往往成为一种价值评判和道德衡量。疾病被当作惩罚、发泄、匮乏、灾难的种种情况都只为证明：疾病的隐喻从来都不是清白的，疾病一直是死亡、软弱、脆弱的隐喻。“隐喻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映，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而破除隐喻最好的做法就是将隐喻说尽。“鼠疫”作为隐喻一直以来不断地被人言说并延展，只有尽可能多的暴露其隐喻，才能使我们在认识隐喻的基础上脱敏，从而摆脱隐喻带来的耻感和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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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琦. 论瘟疫的隐喻[D].天津师范大学,2021.

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论加缪作品中的瘟疫书写”（项目编号：YCX230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振凯（1996年）男，汉族，陕西汉中人，研二在读，专业：西方文论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