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技师学院 山东淄博 255000
摘要: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智慧结晶,凸显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与浓厚底蕴,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现出独特的美感与内在精神。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作为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元素,少数民族服饰更是以其个性鲜明的特色愈来愈受到当代中西方设计师的追捧。
关键词:少数民族 服饰 文化 当代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服饰文化,其保护与传承创新,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加强人民“文化自信”意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内涵
“民族学家通常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前者包括什物,即在一定时间内存在于空间的物品……精神文化是存在于任何人类种群集体记忆中的信息,可以通过童话和传统世代相传,并可用一定的行为规范表现出来。”这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二分法”结构通常应用在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结构的讨论中。而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是在少数民族社会经济与生活方式的有机统一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是经历成百上千年的自我更新与文化沉淀后形成的一种族群文化,少数民族服饰的形成与其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等等因素息息相关,是记录少数民族传统生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环境变迁的活化石。如此而言,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是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的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
不宁唯是,学术界还认为一些文化现象难以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来定其归属。针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结构,著名民族学家杨堃在《民族学概论》一书中主张文化结构的“三分法”,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组织;《中国少数民族通论》中主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结构的“四分法”,即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方面来认识。无论是哪种分法,都是为使文化概念更加明确,都是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基础之上的内涵与外延的拓展。
物质文化的一方面体现在“衣”,不同民族间的“衣”主要体现在服装形制上,服装形制能够折射出的是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少数民族由于分布范围较广,且大多聚居在偏僻封闭的边远地区,长期以来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较少接触到外来文化,所以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服饰文化。就环境而言,我国地理自然环境迥异,地形复杂,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凸显出来,以地区为标准划分,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服饰可以分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中东南地区,地区间北方和南方、山区和草原的巨大差异无不折射到他们的衣冠服饰上。如居住在高纬度气候寒冷的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狩猎民族,通过狩猎的方式,运用动物毛皮包裹身体以抵御寒冷,同时来提供他们的食物来源,为便于骑马狩猎,他们的服装形制大多是长袍式;西南地区气候湿热,适合发展农业,如苗族、侗族等民族,农耕、纺织便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为了便于种植,通常为上衣下裳的服装形制;西北地区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如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藏族等民族所着几乎为宽袍大袖,使用牲畜皮毛缝制的服装显得厚实庄重。加之每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风俗习惯,致使各地区少数民族间的服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精神文化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的体现,通过文学作品或者绘画创作表达出来。在每个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中,都或多或少的体现着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等意识观念,而映射在服装中则主要是通过服装图案间接的传达。如居住在云南深山中的拉祜族,在他们的民族服饰中随处可见缤纷的彩条装饰图案,最有代表性的是各种的葫芦图案,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讲述了他们的祖先是从葫芦里走出来的,葫芦是孕育他们的母亲。葫芦谐音“福禄”,象征着驱邪避害、保佑平安之意,“葫芦因多籽而寓有繁衍子孙后代的意义与水的纯净润物特质相结合,寄予着拉祜人对生活吉祥如意的无限期盼”。诸如此类的民间故事影响着拉祜族服饰文化的点点滴滴,其蕴含的文化意义,诠释着民族间的情感寄托,传递着民族精神与生活的向往,图腾最终被发展为一种代表拉祜族人民精神文化意志的体系。这些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揉合在服饰文化的精神脉络中,物化为装饰图案,永葆在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内涵之中。
二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当代性演绎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正是在民族交流和社会进步中不断发展变化充实的。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原来封闭落后的少数民族山区注入了活力并传来了多方面的信息,其中也包括许多现代化新潮时装的信息。”这致使少数民族服饰在充分显示其独有的民族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同时,暴露出其样式固化、难以融入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环境的种种问题,少数民族服饰也因此往更加简化、便捷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历经了衰微,许多青年人已经舍弃了自己的民族服装。
步入21世纪,随着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球呈现一体化趋势,各区域间的交流与作用,使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提升,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再次拥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丰富发展过程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为背景的,就世界范畴的服饰文化交流来看,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绝不是封闭、孤立发展的。”后现代视域的服饰文化正朝着更加兼收并蓄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在服装设计领域,受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反叛与解构传统的西方文化主导社会思潮,服饰艺术风格开始追求个性、多元与差异。“世界当代艺术表现出全球地域同在性,这是全球化时代当代性与地域性的一种辩证的动态关系。”当代性与地域性或者说是民族性相互排斥但又共依共存,各国设计师将民族的文化传统放置在国际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自身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相适应,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当代性文化特征。
少数民族服饰是中国民族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集个性、多元、差异与一体的特殊文化,它的形成凝聚着人民的思想与智慧,体现出民族悠久历史中的文化积淀。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注入当代性概念。时至当代,国内外服装设计师们重拾这门独特的传统文化,通过当代化设计,赋予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年轻的灵魂,为其注入新的时代生命力,从而使精湛的传统民族手工艺得以延续。
藏民族生活地域辽阔,气候环境各异,由于生活方式、自然条件的不同,各地区间共同构成了200多种多姿多彩的藏族服饰,居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之首。藏族服饰雄健豪放而又典雅潇洒,以肥腰、长袖、大襟等经典结构,明快而又和谐的色彩搭配,成为了藏民族最绚丽的标签之一。Guo Pei Haute Couture 2020 春季高定系列中,中国设计师郭培以藏族民族服饰与诞生于喜马拉雅山下唐卡艺术为灵感,创造了一场仿佛置身于雪域佛国的幻境大秀。服装中运用了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面料,只为表达喜马拉雅文化的丰富多元,采用了堆绣的刺绣手法,将传统绘画中的唐卡元素以立体的新形式呈现。简单纯粹的藏族服饰廓形与佛教唐卡的辉煌气质不谋而合,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华丽重现。
2020年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服装设计师张肇达携手东乡族绣娘,将藏匿于大山深处的非遗刺绣带上了国际舞台。东乡刺绣,千年来只传承于女性间,女承母艺,婆媳相传,将各种富有民族印象的明艳色彩作为主色调,融合代表美好愿景的民族图腾,表达着东乡绣娘们所诉说的唯美爱情故事。再将各种东乡刺绣工艺制作的传统绣片,与现代感的提花、印花等工艺相结合,配合着利落的剪裁,呈现传统与当代的交融,民族与时尚的碰撞,将民族手工艺赋予全新的表达。
图1 Guo Pei Haute Couture 2020 春季高定系列
国外的服装设计师们同样对具有中国风格的少数民族元素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运用少数民族服饰中的一点元素,融入自己对于中国含义的理解,创造出了带有中国韵味的西方时尚设计。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一直对充满神秘感的东方风格青睐有加,他的设计中经常出现中国传统服饰的纹样和造型,其中不乏借鉴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元素,极致的华丽繁复是加利亚诺浪漫主义情调的表达方式(如图2)。
图2 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以苗族服饰为灵感创作的作品
结语
研究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是对少数民族服饰更深层次的解读,同时为当代服饰设计理清脉络、拓宽思路,对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使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一方面,要抢救少数民族服饰资源,需主动引导少数民族地区群众重视民族服饰文化,呼吁在保持原有的民族服饰特色基础上进行服装改革,以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从民族文化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服饰的当代发展存在着广阔的空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之中,立足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解读少数民族文化内涵,运用当代的设计手法,创造性地将少数民族元素打破重组,使服装设计深入民族文化的精髓,是衍生出当代时尚设计融合少数民族元素作品的有效途径。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要适应于全球化形式下,必然要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与各国家各民族间的服饰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想,共同推动当代的服装设计进程。
参考文献
[1]《时装设计中的民族元素》.刘天勇 王培娜.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05.
[2]《民族文化与时尚服装设计》. 钟志金著.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9.
[3]潘洋.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内涵阐释及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11):1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