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居民幸福感的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居民幸福感的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汤亳，陈伟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摘要：本文结合已有幸福学及幸福指数研究，以及国内各类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内容，提出以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为导向，从经济富裕、生活宜居、环境优美、社区认同四个维度进行评价的乡村建设指标体系。

关键词：幸福感；幸福乡村；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1引言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各级政府及社会力量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个方面为目标要求大力推动乡村建设，以期实现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和组织等全面振兴。

纵观中国乡村建设历程，从新农村到美丽乡村，再到乡村振兴，乡村建设活动在学术和实践层面都进行了大量研究，探索出了类型丰富的建设模式与实践。同时，众多研究者尝试构建规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地方上也配合相关政策出台相应的建设规范和指标体系，期望能够科学客观评估各类乡村建设活动实施过程中的实质绩效。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乡村建设成效的评估，多以政策要求为目标指引，较关注于宏观层次，虽客观全面，但对乡村主体村民的关注不足。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要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农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不论政策背景与建设模式如何变化，是否能够提个体幸福感应当是评估乡村建设成效的最重要标准。

本文结合国内外关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以及已有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以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为目标，进一步对指标体系进行深入探讨，提出新时代乡村建设工作中应当关注的重点。

2幸福与幸福乡村

2.1 幸福与幸福感

幸福是一种复杂的主观感受，对幸福的理解不同，评价标准也不同。幸福感作为一种心理体验，即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的所处状态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又是对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进行的价值判断，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反映和心理体验[1]。一直以来，幸福感都是各学科幸福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形成了主观幸福感理论、心理幸福感理论、社会幸福感理论等。三种幸福感关注的幸福的内涵不同，主观幸福感包含更多个体对情感和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心理幸福感注重个体的主体感觉，社会幸福感观主个体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与融合，反映出幸福感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1]。

2.3 幸福乡村的内涵

二十一世纪以来，“幸福城市”与“幸福乡村”逐渐成为各级政府的施政纲领并提出相应建设规划。例如，江山市提出推进富裕乡村、满意乡村、文明乡村、美丽乡村、和谐乡村为主要内容的“五村联创”，共建“中国幸福乡村”[2]。从目标和内容上看，虽然各地对什么是幸福城市和乡村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意识到单纯以效率优先、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城乡建设模式难以使居民幸福，应当充分重视经济、空间、生态、社会、文化、治理等主要维度的全面发展。尤其对于乡村而言，在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乡村居民的幸福感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因此未来的乡村建设应当以乡村居民为主体，以服务于居民幸福作为乡村的发展目标或根本价值，建设为村民创造自己的幸福提供恰当条件和保障的幸福乡村。

3幸福指数与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3.1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幸福程度的指标数值，是对幸福感进行量化，进一步研究影响幸福感相关因素的实践。目前对幸福指数的构建研究可分为主观指标体系、客观指标体系、主客观结合的指标体系。主观指标体系认为对个体是否幸福的评价依赖于个体内定的标准，而不是他人或外界的准则，客观指标体系关注促进幸福的客观条件，用硬性的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来界定幸福。主客观结合的指标体系认为幸福指数应包括引起人们幸福感的客观因素和人们对这些因素的主观感受两个方面。

在幸福指数的具体实践应用方面，评估对象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扩大到国家。例如由不丹国王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GNH），从心理健康、社区活力、文化、时间使用、政府管理、生态、生活标准、身体健康和教育九个层面，通过主客观结合的指标体系，衡量居民的幸福程度。国内研究提出主要影响中国人幸福感的五大维度是政治生活、人际关系、经济生活、环境生活和健康状态，并以各维度的满意度调查为基础构建中国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1]。针对乡村居民，国内研究认为影响农民幸福感因素主要集中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生活环境三个层面[3]。

3.2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随着乡村振兴建设活动的大力开展，各行业、各专业从不同维度开展了对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例如，乡村振兴规划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层面建立覆盖乡村发展全要素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以推动各方面进程统一协调，并考核政策预期目标的实施程度。其他研究也侧重从乡村发展某一要素，如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经济等方面，或结合特定地区乡村实际问题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每年开展乡村建设评价试点工作，从“县-镇-村”三个层次对发展水平、农房建设、村庄建设、县城建设四个方面开展乡村建设评价。各地根据地方发展实际情况与区域特征，结合地方乡村建设政策如美丽乡村、和美乡村、未来乡村等建立评价标准，为政策实施提供量化管理工具。

纵观这些研究，评价主体一般为各级政府，其目的主要在于政策实效反馈、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从评价维度看，随着乡村振兴理论的不断完善，对乡村建设评价的内容也越加丰富，涵盖经济、住房、环境、公共服务、文化、治理等多个方面。

3.3 基于幸福感研究的乡村建设评价

乡村建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空间区位，不同的社会政策，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乡村建设发展的目标，即不断地提升乡村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应当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主题。本文尝试将幸福感的概念引入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现有对幸福指数和各类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尝试探究乡村建设因素与个体幸福感的内在关联效应，构建一套以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为导向，对乡村建设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能对乡村建设实践进行有效引导的指标体系。

4幸福感导向的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构建思路与目的

影响乡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纷繁复杂，既有个体及家庭特征因素，又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从乡村建设主体来看，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阶段主要通过对乡村物质条件的规划、管理和投资来促进乡村发展。因此，本文着眼于村庄的物质空间因素，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影响乡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乡村建设因素，形成经济富裕、生活宜居、环境优美、社区认同四大评价维度，并结合已有指标体系研究，遵循指标获取的可行性、导向性、关联性及难易程度，筛选出相关代表性客观指标。同时考虑到乡村个体及家庭异质性，对幸福感的评价存在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差异，在每个维度的二级指标下加入满意度指标，通过主客观结合的指标体系评估居民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幸福感变化。

本文期望该指标体系能够实现三个目的：一是客观反映乡村现状建设水平与乡村居民的幸福感；二是从乡村建设领域，探寻影响村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评估居民在乡村建设中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三是在各类乡村规划与建设活动中，通过该指标体系准确评估需求，明确建设重点，提出能够有效提升幸福感的乡村建设路径。

4.2评价维度与指标选择

4.2.1经济富裕

实证研究显示，乡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4]。经济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和落脚点，是农村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从收入结构来看，农业生产、外出务工、村内二三产业就业、集体分红是乡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乡村居民收入的可持续提升除了依靠自身努力外，需要通过乡村产业的深度培育与集体经济的壮大。对于乡村建设主体，有效挖掘乡村空间资源潜力，保障乡村产业空间供给，促进产业融合与高效运营，提升乡村造血能力，是促进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可将经济富裕维度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指标包括“人均农用地面积”、“高标准农田占比”、“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二是产业融合，指标包括“乡村非农就业率”、“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乡村休闲旅游吸引度”；三是集体经济，指标包括“人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人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农用地流转率”。

4.2.2生活宜居

乡村人居环境是最能影响乡村居民感受的物质空间因素，包括住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等。住房是乡村生活最基本的空间载体和最重要的财富积累，是乡村居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依托，安全、舒适、现代的住房是乡村居民最直接的生活诉求，住房建设指标包括“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居住安全房屋占比（安全房屋指A级以上房屋）”、“现代化房屋占比（现代化房屋指有水冲式厕所、独立厨房、日常可热水淋浴的住房）”。公共服务水平的城乡差异与供给不足是造成乡村人口流失、吸引力下降的重大因素，完善公共设施配置对于解决乡村问题、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从乡村居住人群实际需求角度分析，目前乡村留守人口体现“老龄化、妇女化、儿童化”的结构特征[5]，对教育、医疗、养老设施需求较为迫切；提升公共设施使用的便利程度，各类设施的布局应充分考虑乡村聚落的分散性特征，提升可达性。公共服务指标包括“人均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村级幼儿园/托儿所可达性”、“村级卫生室可达性”、“村级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基础设施的指标可包括“村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村庄安全饮水普及率”、“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率”、“村内道路硬化率”、“村内公共照明覆盖率”。

4.2.1环境优美

乡村的生活环境是乡村发展过程中区别于城市，最具竞争力和吸引力的要素资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富有特色村落风貌与自然环境，不仅作为公共产品，提升了村庄凝聚力与幸福感，也作为资源可以转变成产品、转变成资本，实现生态资源价值，从而进一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提升乡村居民收入。对乡村生活环境的建设评价可分为村容村貌和生态环境两方面。村容村貌是指乡村聚落的整体环境，是日常生活直接感受到的微观空间环境，相关研究演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举措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作用

[4]，干净、美观、生态、富有特色应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目标。村容村貌指标可包括“村庄整洁度”、“庭院整洁度”、“风貌协调度”、“村庄绿化率”。乡村居民外围的农业与生态空间是是乡村发展从传统粗放转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资源，是乡村建设的底色，乡村品质的体现。生态环境指标可包括“村庄林草覆盖率”、“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卫生公厕拥有率”。

4.2.2社区认同

社区是基于一定的地域边界、责任边界、具有共同的纽带联系和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6]。中国传统乡村社区内部，由宗族关系、地域认同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对中国人的生活起到重要作用，现代社会由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人口流动加剧，这种归属感、认同感不断降低。重构乡村社区认同，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非常重要。乡村居民对自家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使其对乡村社区充满了归属感，因此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对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文化指标包括“村庄传统格局保护情况”、“历史建筑保护率”、“古树名木保护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和谐的邻里交往能够加强社区认同，改善邻里关系，提升居民幸福感。研究表明，公共空间品质与可达性较好的社区，邻里间的信任程度普遍较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较强[6]。因此，邻里交往指标可包括“人均公共空间用地面积”、“公共活动场所覆盖率”、“公共设施使用强度”、“公共空间使用强度”。社区认同的重建需要依靠村民和村集体充分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和治理中，实现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指标包括“村民参与村庄建设满意度”、“村民对村庄管理水平满意度”。

表4-1 幸福乡村评价指标体系表

5幸福乡村建设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5.1推动产业高效融合发展，提高乡村居民收入

生活富裕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大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出发点。因此，立足经济发展，夯实物质基础，就成为幸福乡村建设的着力点。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优化产品结构，通过土地综合整治促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提升亩均产出；推动土地连片有序流转，使土地向规模大户、经营能手集中，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产业融合，充分利用村庄闲置建设用地，挖掘乡村文化、生态、农业等特色资源，创新二、三产业业态，提升经济收入的同时增加就地就业岗位。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通过村庄全域空间布局优化，探索规模经营发展模式；推动村集体内部合作，提升集体经济自身活力，构建共同富裕的机制；以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注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布局，服务乡村二、三产业发展，共建共享，打造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共同体。

5.2提升住房与公共服务品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加快村庄建设现代化，提升村庄公共服务能力与生活宜居水平，为乡村居民创造自己的幸福提供物质空间保障。重点加强住房建设，大力推进危房改造工程，通过合理规划宅基地布局与住房建设政策指引，引导居民建设安全、舒适、现代、美观的住房。不断提升村庄公共服务水平，针对乡村不同的人口结构、主导产业，以需求为导向合理配置特色化的公服设施，尤其注重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设施的保障；重视各类设施布局的可达性要求，以生活圈理念打破传统以指标为导向的配置模式，加强以自然村为中心的5分钟基础生活圈的基本生活服务保障设施的配置。进一步完善乡村生活生产基础设施，提升交通便捷性与服务水平，保障供水与能源安全，加强污水、垃圾处理能力，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注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5.3打造乡村特色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重视微观尺度以村庄整治为重点的村庄更新行动，依据村庄区位、经济水平、现状建设、资源禀赋条件提出针对性整治措施，通过持续微更新重点解决建筑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垃圾乱丢乱倒、污水乱泼乱排等问题。制定精细化的风貌管控指引，对住房建筑及庭院、村内道路及步道、公共空间与重要节点、水系驳岸进行分类整治，保障村庄建设过程中乡村风貌的协调统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把“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结合起来协同发展，在对生活空间建设的同时，注重对“山、林、田、草、水、湖”等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与综合治理，以“水、空间、土壤”等要素为重点，强化指标监测与各类污染源的防控。

5.4重建乡村归属感与自豪感，塑造社区认同精神纽带

保护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增强乡村居民对乡村社区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对乡村各类传统历史要素如空间格局、历史建筑、古树名木等应保尽保，修旧如旧，并结合公共服务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开发利用，让乡村历史文化融入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以重塑乡村公共空间为切入点，通过邻里交往塑造社区认同的精神纽带。提升乡村公共空间和设施的交通可达性，方便居民自由出入和使用；加强公共空间品质塑造，融入绿色生态、运动体育、儿童娱乐、文化休闲、老年活动等活动设施，提升对各类人群的吸引力；以公共空间为载体丰富乡村公共生活，培育乡村公共精神，激发乡村居民参与使用公共空间的热情。创新乡村社区管理模式，激发居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意识，引导乡村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和监督等一系列过程中，尊重居民的公共利益需求[7]。

6结语

本文提出融入幸福感概念及幸福指数测量方法的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幸福感及幸福指数的相关研究现状，以及国内各类乡村建设指标体系的内容，并指出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文章提出了建设幸福乡村的内涵，并提炼出与乡村居民个体幸福感关联度较高的四大维度，进而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重在搭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框架，还需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优化完善，期望能够对未来乡村建设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1] 陈红.中国人幸福感研究：国民幸福指数的建构与应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2] 李晶.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研究-基于江山市“中国幸福乡村”建设的调研[J].西部学刊,2021(12):55-58.

[3] 陈秋霖.农民分化视角的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研究[D] .成都：四川农业大学,2023.

[4] 熊彩,朱一帆.经济效应、环境感知与主观社会地位—乡村振兴提升农民幸福感的路径分析[J].岭南学刊，2022（5）：45-56.

[5] 袁鹏奇,杜新坡,许忠秋.基于生活圈的乡村地区公共设施优化配置研究[C].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成都.

[6] 李树,严茉.幸福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2（12）:125-141.

[7] 庄廷江.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重构农民乡村社区认同路径探析[J].法制与社会,2020(5):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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