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军工程大学 陕西西安 710025
【摘 要】自核武器问世以来,武器作为人的对象化力量产物上升到了新的更高层次,同时也催生着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的变革与重构,对人与武器关系问题、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核战争的人文理性反思与“核武器制胜论”的彻底性批判有待审视与发挥。本文试图聚焦核战争的客观场域背景,从广泛的总体性联系中立足其表现出的多重面相特性着眼,为其本相还原至何种层次以及如何还原找寻科学的适切路径。
【关键词】军事哲学 核战争 多重面相 “人与武器关系”
在传统战争中,武器所能达到的战术水平往往被认为是有限的,而核武器则以其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性和杀伤力改变着人们的这一认知。作为战争物质因素的组成部分,核武器在人类力量扩展的对象化活动中却达到了“超对象的对象化”层次,它作为人类主观劳动的造物却异化为与人的社会生存一切领域相对立的“崇高客体”。这样的现实表象被投射到核战争的军事活动中,给军事哲学的理论规律认知带来冲击,问题的本质在于揭示核战争内在赋予的新的规定性界划。
一、核战争的多重面相:表象与深层逻辑
以往关于核战争的哲学研究工作,多是通过对其先决条件的悬搁来完成,没有明确在这一场域环境中的前提与其根据上的指涉,表现出一种在本体论历时态和共时态维度上的缺失。一方面,在量上虽然承认了核武器在军事领域以及各范畴内所能发挥出的更大效用,却没有清晰表明这一效用能够发挥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质上没有在现有体系框架内,对核武器发挥到威胁人类存在最高层次的质变作出新的规定性,从而在认识论的主—客体关系中难以踏入“否定之否定”思维进路。而这里将通过面相还原的方式,于核战争存在特征的深层逻辑始基上对其进行科学透视与准确把握。
(一)背反面相:核战争的内在矛盾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战争作为一种生产力水平的竞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因素。而核武器作为以人为核心的高度凝结着政治集团意志的特殊劳动产品,却反过来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本身。这样的二律背反关系贯穿于核战争哲学视域下的主-客体关系始终,构成理论规律认知的核心变量。正如安德斯所言:“由于核战争随时可能降临,在人类实际所能制造的事物和他想象中所能制造的事物之间已经出现了鸿沟,双手的暴力已经超出了心灵的支配范围。”而在战争“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冲动”“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是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的基本矛盾下,核武器这种特指的生产要素性质离裂于以造福人类为目标的生产逻辑之外,从而将自身导向了“超对象的对象化”程度。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逻辑位置不变的前提下,这样的现实成因综合表现在人的决定性因素由占有向外观的整体性滑坡与核战争的内在社会系统高度自主性运转。
(二)颠倒面相:核战争的物化形态
在认清核战争内在矛盾问题的面相特征后,就需要对其发生作用的社会系统的场域规律形成基本认知,而这一规律的哲学意蕴在马克思的物化理论中呈现出一种颠倒型的面相。
物化是指人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了对他说来是客观的和对立的东西。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只有当商品的问题不是仅仅表现为个别的问题……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时,它才可能达到这种普遍性。”[1]而物构成的普遍锁链体系也必定会进入军事领域之中。“进入核武器时代之后,武器更是对人的心理造成巨大震慑,而且武器的‘异己’力量显得比资本更加直接和强烈,这种‘心理杀伤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武器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崇高客体’。”[2]因此核武器作为这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劳动产品和超出大众普遍接受的认知心理,自然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那种商品拜物教规律,它的最终阐释形式即“真实被虚假颠倒、现实被抽象颠倒、原本被副本颠倒、本质被现象颠倒”。
而人的作用在核战争内在的“自主性逻辑”代表技术进步的发展正义的俘获和反噬下,导致了自身主体性的隐退和本质功能的部分缺失,在核战争自生技术秩序的失序扩张下从占有者的台前走向了旁观者的幕后。从战争形态角度,核武器摆脱了原有军事范畴对武器在战术战役层面的束缚,以其能够直接无视战场环境、摧毁一切有生力量的巨大威慑能力走向了战略的层次。从国际格局而言,核战争成为了国际政治力量的代言人,将这种“从属”的关系发挥到了“嵌套”的高度。这都体现了围绕核战争基本矛盾上的非逻辑位置的颠倒面相性质,从而呼吁一种普遍的伦理规范与更加广泛的理论关怀。
(三)整体面相:核战争的全局系统
从核战争发生的场域背景的规范性认识可知,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不光是它单纯作为一种以武器类型命名的战争形态,还有以直接的和间接的整个图景的推动系统为自因。现如今,核战争的问题早已不是一国或几个政治集团的内在事务,而正是由于其自身导向多种效应的功能结构,使得它站到了创造它并发挥其决定性作用的主体的对立面,并且凌驾于人的控制上,成为了世界的公敌。因此在核战争的认识路径中必须要具有这种整体性观照。
在技术的发展史中,每一次新的技术迭代都会撕裂当时社会的群体关系,而人们将通过新的专门化结构安排来填补社会的裂痕。就如同几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工厂这一新的社会部门一样。但核武器的出现,人们难以真正地完全驾驭这一毁灭性武器,从而使得这种裂痕演化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进而深刻动摇了人与武器的关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武器作为人的力量的单向度延申,使得这种片面的追求导向了整体的本质性缺失后果。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需要观照人的社会性需要、实现需求的社会实践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关系。[4]而核武器将人的单纯暴力属性的单方面无限扩大,并将扩大的这部分属性展开在人自身的普遍统一性中,从整体性全局就造成了人的主体性困境以及更高层次的伦理实体问题。
二、核战争的本相还原:人的主体性复归
立足于核战争哲学问题的多重面相特性,似乎核武器在某种形式上发挥出了更为“实质”的作用。这样的看法无疑是没有考虑前文所提及的构成核战争这一整体性关系背后支撑着的场域系统。而人的主体性作用在此或许被“遮蔽”和“隐退”,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核心,人的主体性地位始终“在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不是物”是基本逻辑位置上的本质规定性和实践观意义上的最高原则。本文在这里的理论努力旨在通过上述对核战争面相的深层次透视来科学预见和准确把握人主体性在更高层次上复归的适切路径。
(一)“核武器制胜论”的彻底性批判
“核武器制胜论”曾经在上世纪盛极一时,也曾被世人奉为无可置疑的“真经”。这其中既有前文提及的技术逻辑失序扩张对人的俘获结果,又有那个时代缺乏理论准备的历史成因。而我国领导人很早就洞见了这一理论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5]而当代有些在学术上的批判由于没有专门化的理论系统,便陷入一种传统观点的普遍公式套用。而在前文理论准备的基础上,核战争问题上的“唯武器论”集中体现出一种辩证思维共时态和历时态上的空缺。从共时态上,一味的夸大核武器的暴力性、力量的强大这一单方位面相,而没有整体观照核战争全局上的内在社会系统,忽视人的社会关系决定性支撑作用,违背了人民战争的本质。从历时态上,混淆了人主体性因素的“历史性缺席”和“永久性在场”的概念,不能清晰地把握突破暂时态困局而达到“复归”环节的“否定之否定”逻辑进路。
(二)核战争的人文理性反思
核武器,既有作为特定战争物质组成部分的一面,也有作为更普遍性的科技产品成果的一面。核战争在作为一种新型战争形态的同时,也有其广泛意义上作为社会变革系统的完整性。因此对于核战争的理性认识必须要跳脱以往限定范畴的局限性,而用理论分野中融合范式的通识性来系统把握。正如安德鲁·芬伯格所言:“现代技术不仅展现了它们所构成的独特的世界所固有的可能性,而且还展现了与它们能够被改造成为与之服务的其他世界相应的变化可能性。”[6]由于人是决定战争胜利方阵的真正主体,而当前核武器这种自生逻辑的强大宰制性让人的作用和认识迷失其中。因此,必须要加强核战争的技术和军事伦理研究建设,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来关注看待这一复杂问题。立足现实人的现实需求、关注全体人类的根本利益、放眼国家战略的长远需要,从而真正全面地把核战争问题置于人的理性框架之内、置于人的发展方向之中,实现人的现实的和实际的作用在更高层次上复归的历史任务。
(三)核战争的慎战观思想
《孙子兵法》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其中涉及了其“安国全军”的慎战观。战争作为一种暴力的军事行动,其巨大的直接破坏作用以及对国家的潜在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而核战争的“放大器”效果更是将这种直接的和潜在的杀伤效果发挥到了极致。因此要在“人的主体性复归”视域下认识到核战争的“慎战”指导规律。同时正像前文提到的,由于其自身导向的现实意义上的不可控性,所以在当今世界爆发核战争的后果更是不可预估的,带给人类的灾难也是不可不察的。
在联合国大会上,我国代表曾指出:“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个大局,广泛开展国际对话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共识。我国的这一核问题态度,充分彰显了人类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大国担当、充分表明了我们始终站在人类发展正义一方的大国责任、充分展示了我们维护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大国情怀。同时也透射出了与其他有核国家相比保证核安全社会系统的制度差异,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优势性,为世界核安全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世界核事业走向提供了中国方案。当然,“慎战”不是“畏战”,而是要有战略全局的整体性眼光、对战争发展走向具有充分预见性、奋力夺取制胜战场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48页
[2]范彬.军事哲学视域下“人与武器关系”的思维逻辑[J].军事政治学研究,2013(04):7-1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56页
[4]丁玉峰.技术逻辑失序扩张下“智能”的宰制与“人”的复归——基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民主思想的批判性审思[J].理论导刊,2022(06):95-100+108.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丁玉峰.技术逻辑失序扩张下“智能”的宰制与“人”的复归——基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民主思想的批判性审思[J].理论导刊,2022(06):95-1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