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三昧”与“遥接晋宋”：党争视阈下李之仪的手简书写

“简牍三昧”与“遥接晋宋”：党争视阈下李之仪的手简书写

隋胜男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福建 厦门，361005）

摘  要：“简牍三昧”是苏轼对李之仪手简的精准概括。李之仪手简中妙语珠在贯、文采丽春葩的辞采风流，清新婉丽、平淡简古、遥接晋宋的艺术风格，彰显出极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这种韵味的形成，是其自身所尚与时代相结合的产物。在“崇宁党禁”下，李之仪的手简展现出其经历了由政治上的不屈、挣扎与执着，到庸常生活的安贫乐道、自足自乐，由向外追求到向内回归的转变，实现了弃逐与回归、沉沦与超越的生命历程。

关键词：李之仪  手简  简牍三昧  遥接晋宋

李之仪作为苏门弟子，其人及其文学创作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然而，目前学界的研究多聚焦于诗词文体方面，对于手简的关注还相对不够。李之仪身处北宋中晚期，一身才学，反映了继苏轼、黄庭坚之后，时代发展下的个体命运，且其手简是徽宗朝尺牍文学的中流砥柱，值得进一步开拓。兹结合时代背景，探察其在党争视阈下的手简书写。

一、“简牍三昧”：李之仪手简中的辞采风流

“简牍三昧”是苏东坡对李之仪尺牍的评价,又称为“得发遣三昧”或“入刀笔三昧”。“简牍三昧”来源于周紫芝《姑溪三昧序》，其中云：“简牍者，文章翰墨之余，世人往往以为不切于事，未尝经意，此亦士大夫一病。彼殆不知辞采风流形于笔札，便是文章一家事，尔等岂或有意哉？往时苏内相尝谓姑溪老人‘得简牍三昧’。”而“入刀笔三昧”的说法，来源于脱脱《宋史·李之仪》，其中载：“之仪能为文，尤工尺牍，轼谓入刀笔三昧。”王明清在《挥麈录》中，亦载：“端叔于尺牍尤工，东坡先生称之，以为得发遣三昧。东坡帅定武，辟为签判以从，朝夕酬唱，宾主甚欢。”由此可知，李之仪之辞采风流、学问词章见称于当时。苏轼评价此语当在哲宗元祐年间，而辟之为幕下，则正是看重了其“得发遣三昧”的文字能力。

这种文采性反映到李之仪的手简中，最典型的体现便是对各种修辞手法淋漓尽致地使用，其中以比喻为最。这首先表现在对自己日常境遇的描述，如对于自己的处境，则云“如在风浪中”“无异冻蝇”，心酸之至。对于琐事，由于纷乱众多，他常将其比作猬毛，如“人事如猬毛然”“目前如猬毛然”“目前事尤如猬毛”等，而对于琐事缠身的感觉，则“如蚕作茧，愈缠愈缚”。对于家中艰苦之境况，则“举家如炉炭上”“艰生如盐车之足”，下雨后，营救不暇则“若鱼在钩，禽在弋”，而不得脱。这些比喻形象展示了李之仪悲酸的境遇，以及一地鸡毛的烦琐日常。

李之仪手简中的文学性还在于，他常将收到对方的来信、阅读对方作品的感受，以及赞赏和品评对方或他人的作品，进行形象化的描述。如将对方的来信比作“良药”，且收到来信后，则“恍若梦寐相接”“如接超然之袂，岂梦寐中来耶”，以表示自己的欣喜、激动与幸运。他在阅读对方的作品时，则“端若快意于九鼎之烹”“既尝一脔，则九鼎之快，可得已邪”“异时或得击节续余，庶几一脔知鼎也”，有时采取更为细节化的描述，言自身“拭目而观，首前而吟，充然饱足，使一脔之尝，如快意于九鼎也”。在阅读对方作品的感受和夸赞对方的作品方面，李之仪也丝毫不吝惜笔墨，有的采用单纯的比喻手法，如：

鲁直五月已到南宜，传得诗阕，如神仙中语。

超特绝拟，如精金之在矿，美玉之未剖，曾未有略与钦承之素同者。

寻绎所况，浩乎若决天汉之潴，而注之广莫野。

在夸赞对方作品上，除了单用比喻修辞，其还常与递进、对比相结合，如他在与俞叔通的手简中，云：“前日连获手教并盛文二篇，曛黑索烛未及，恍如在日围中矣。继而研味高致，非特如仆命骚人，不知三代以来作者，尚可分路扬镳已否？”多种修辞方式的结合，使其手简妙语珠在贯，文采丽春葩。在这种炫彩夺目的语辞中，李之仪极力推崇对方，又极力地放低自己的姿态，形成极其夸张的语势，如：

大轴雄文，遽兹俯暨，礼意之隆，已不胜其荷戴。而属词典丽，盛哉，久不见此制，真燕、许绪余，常、扬而降，以至杨、刘、晏、宋，皆不足道也。得我衿式，滋有衰老后时之叹，更当抽绎，以游十驾。

大轴贲耀，似一旦跻我于云霄之外矣。末路有此幸遇，岂造物者怜其困踬之甚，故特有以振之耶？

在这两封手简中，李之仪极力称赞对方的文学成就，又极大贬低了自己的文学才华，呈现出较为低微的姿态，这与其被贬当涂的境遇有关。

尺牍是一种综合性文体，除了文字上所体现出的文学性，还具有书法性，“简牍三昧”还体现在李之仪落笔生烟的书法才艺上。周紫芝在《姑溪三昧序》中，云：“往时苏内相尝谓姑溪老人‘得简牍三昧’。余为儿曹时闻此语，心欣然慕之，愿得一见不啻如昔人之望李泰和也。”此处周紫芝因苏轼评李之仪“得简牍三昧”，进而联想，将其与李邕相提并论，高度赞叹了其在书法上的成就。周紫芝继而在下文中，写道：“每见其作帖，词翰如流，伸纸几上，与客笑语而记已成，诵之辄成文。虽日作百笺，无一语相犯。公握笔极低，树管微欹侧，运指甚速，蔌蔌有声，如蚕食叶，须臾满纸，此岂人力所能到，真得三昧手也。”接着他将李之仪与陈遵和韦陟对比，对李之仪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认为其尺纸片言，皆为世人所珍，可见李之仪是文辞和书法兼得的尺牍高手。

二、“遥接晋宋”：李之仪手简中的生命精神

在审美追求上，宋代文人常常越隋唐而慕晋宋，将晋宋间人的风味、风度、风流作为品评人物书法、文学作品或精神气质的一种方式。南宋吴芾在《姑溪居士文集·序》中，对李之仪尺牍进行了评价，云：“李公端叔以词翰著名元祐间，余始得其尺牍，颇爱其言思清婉，有晋宋人风味，恨未睹他制也。……昔二苏于文章少许可，尤称重端叔，殆与黄鲁直、晁无咎、张文潜、秦少游辈颉颃于时。今观其文，信可知已。”可见其尺牍清新婉丽、平淡简古的文字特征，以及蕴含超然远韵的人格精神。

李之仪对晋宋时代十分推崇，其所作手简亦展现出对晋宋风流的欣羡。如他在手简中，云：

自有迁居之意，宣城胜丽，梦寐不舍，尤尽见樽俎谈笑，挥毫凌铄，朝夕云烟杳蔼之间，而又人物相先后，不减东晋盛时。未论得见之为荣遇，而一念所及，恍如仙去。

春物烂发，故都登览，是时桓、谢风流，沈、杜雅致，参决先后，以奉吟笑。

家山自是天下佳处，永嘉之后，人物典刑，多萃于此。

这些文字，以清丽之笔体现了李之仪对晋宋人物和精神的推崇。这首先来源于当地独特的历史与自然环境，其次便是李之仪被贬的政治环境，使其不得已而躬耕田园，忘怀身世，仰慕晋宋人物风流，日渐与云烟鱼鸟、田夫樵老相与为伴，并在躬耕之中逐渐享受乐趣与意味。如其手简中云：

农家作劳，不谓老境方得之。因劳知逸，深恨已晚也。

村落间别是一种意味，忽忽几不欲舍之而去，岂鹿豕之游，天所赋邪？

素不习田亩间事，既来，顿觉有味。似是本来境界，亦不自知其然也。

这三封手简作于大观政和年间，质朴无华、平淡自然、无丝毫装饰，简古而有味，表达出躬耕农田，并乐在其中的状态，是李之仪被贬当涂后，由汲汲追求仕途，向复归田园转变的体现。

李之仪在手简书写中，有时也于自嘲中获得一笑，并试图走向旷达。如其在手简中所言：

江外酒如酽灰汁，勉强濡唇，必暴下如注。老来恐一饮便脱，可无念乎？向才得一樽，似减正润风采，一笑。

七日不举箸，十年不制衣，亦恐未为贫尔。一笑一笑。

新正已附见贺意，不觉又添一岁，毕竟成得何事？这下入，那下出，良可叹息。惟少年节物争新，别有一种争胜，难以语此尔，一笑一笑。

赵仲强是李之仪在京时的好友，二人持续保持书简往来，关系甚好。储子椿是其被贬当涂后的好友。在这三封手简中，李之仪幽默风趣、安贫乐道、随遇而安，有东坡之味道，是故田园是躬耕之所，亦是快乐之源、回归之地。以“乐”字贯之，亦可见于其所作《路西田舍示虞孙小诗二十四首》的自注，其中写道：“余既触罪罟，遂与时忌。求所以寄其余生者，无如躬耕为可乐。适有田数顷，分两处，或舟或车往来其间，随时抑扬，以寓其所乐。而地薄农拙，种种辄身履之。然天时一不相契，则其力至于数倍，虽终归于有数，要是营求完补，几顷刻不得暇。旁视若不余堪，而我之乐常在也。……与田夫踏歌无异……庶几余所乐者从而可见，异时相携于其间，当知无一字虚设。”由此可见李之仪躬耕为乐的状态，亦极具渊明之风。

要之，李之仪的手简反映出其整体经历了由向外追求在政治上的不屈、挣扎与执着，到逐步向内在庸常生活中安贫乐道、自足自乐、努力旷达的转变，即由自身对政治的执着转向田园，实现对自我生命的超越，由此晋宋人之风味于此中得到进一步彰显。李之仪的手简中虽然展现出晋宋人风味，但在“自宋以来士大夫的理想文化人格更是浸透着儒家伦理理性的积极淑世精神”的时代，他终究不得与晋宋间人物同，是故其手简书写是自身所崇尚与时代相结合的产物。

三、沉沦与超越，救助与回归

文学与时代密不可分。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崇宁党禁”，使得熙宁至元祐年间形成的文学高潮余波不再，且随着托起这个高潮的主力作家先后作古，宋代文学进入沉沦期，不仅整体水平下降，更重要的是在“崇宁党禁”下创作主体的沉沦；谄诗谀文的盛行，使文学首次大面积的沦落为朋党政治的“侍妾”。李之仪现存手简多作于徽宗朝，展现出其沉沦与超越、救助与回归的历程。

在党争的时代背景下，不同于诗词、题跋等其他文体，李之仪的手简生动显示出他在“崇宁党禁”下适应性的变异心态，即他被贬当涂后依旧对仕途的渴望，试图依靠交游、家世等人际关系，以期获得奥援与救助，从而实现其人生不朽计的愿望。李之仪早年师从苏轼，神宗、哲宗年间，与秦观、黄庭坚、张耒、陈师道、晁补之、参寥、惠洪等人均有交游，属元祐党人一派。然而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先后于元符、崇宁间去世，张耒、晁补之等人亦于大观、政和间相继去世。在新的局势下，迫于生存需要和仕途发展，李之仪在与陈莹中、王性之父子、曾纡、龚原等元祐党籍人，以书简进行交游的同时，为摆脱困境和党籍，他积极寻求长官、宰职的支持与帮助，力求出仕。

李之仪工尺牍，得简牍三昧，最终期于尺素以得伸的行为，除却外在因素，或许应结合其自身才高气傲，与一生现实境遇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不甘、挣扎与不屈服来看。秦观在《李端叔见寄次韵》中，曾云：“君文豪胆无与俦，使我吟讽忘离忧。浩如沅湘起阳侯，翻星转日吞数州。华章藻句饶风力，顷刻朱红迷畛域。”又在《秋夜病起怀端叔作诗寄之》中，云：“夫子淮海英，才大难为用。秉心既绝俗，发语自惊众。尘尾扣球琳，笔端攒螮蝀。雄深迫扬马，妙丽该沈宋。”还在《送李端叔从辟中山》中，云：“端叔天下士，淹留蹇无成。去从中山辟，良亦慰平生。与君英妙时，侠气上参天。孰云行半百，身世各茫然。”孔武仲在《送李端叔定州机宜》中，云：“才高只合住蓬瀛，步武优游地望清。何事尘埃久京国，却冲雨雪向边城。军书落笔千毫秃，谈席挥犀四座倾。早晚封章来荐鹗，一鸣从此使人惊。”且在《次韵李端叔见赠》中，云：“君才潇洒应时流，久滞宁非命压头。”黄庭坚在《与李端叔书》中，写道：“得书数幅，开阖累日，想见傲睨万物之容。”可见，李之仪本集才、傲、侠于一身，然一生不得志。到了徽宗朝，由于党争，李之仪欲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不朽之计再次破灭，因此他不得不通过人际关系，采取依刘之措施，以此得到奥援，从而摆脱困境，实现仕途愿景。

然而这种向他人救助的方式并未起到实质性的结果，从追求到失败，从希望到失望，从渴望回归朝廷到回归无望，李之仪遂将对外在的追逐转向自我生命的回归，将怀才不遇转向回归田园生活，从困境中实现了有限超越。尚永亮先生提出，弃逐-救助-回归是贬谪文学永恒的主题，对此贬谪士人呈现出执著和超越两种不同的意识，“所谓超越意识，乃指主体在历经磨难后承受忧患、理解忧患并最终超越忧患以获取自由人格的一种努力，也就是说，贬谪士人虽身处逆境，却能不为所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在精神上达到一种无所挂碍的境界”。李之仪最终虽然并未像苏东坡那般实现完全的洒落，但他随遇而安，与自然与田园相亲的状态，对于颜、闵盛德高行的追慕，亦实现了对自身生命有限的回归和超越。

参考文献

1.（宋）李之仪撰：《姑溪居士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赵晓岚：《也谈“晋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与孙维城先生商榷》，《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4.（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5.（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著，孔永选校点：《清江三孔集》，济南：齐鲁书社，2002.

6.（宋）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7.尚永亮著：《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8.诸葛忆兵著：《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