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绿色增长能处理好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治理目标的平衡,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经济稳增长并兼顾绿色效益的灵丹妙药。绿色增长效率的测算方法主要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多数学者均从科技、金融、政府干预等角度选取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绿色增长效率内涵、绿色增长效率评估及绿色增长效率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国内外有关绿色增长效率的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为绿色增长效率的扩展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绿色增长;效率测算;影响因素
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需要绿色增长来平衡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治理目标,绿色增长也需要中国实践来丰富其理论内涵。国内外聚焦绿色增长效率的相关研究日益丰富,本文从绿色增长效率内涵、绿色增长效率测评及绿色增长效率影响因素等三个方面,对国内外有关绿色增长效率的文献进行梳理,有望找准绿色增长效率的研究突破点,为国内外其他学者在日后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基础和方向。
一、绿色增长效率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尚未对绿色增长效率内涵作官方界定,与绿色增长效率相近的有生态效率、绿色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OECD[1]认为生态效率水平可以用国家或地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成果价值和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来衡量,成果价值越大且资源环境代价越小,生态效率水平越好。国内学者安梦天[2]等希望通过划定生态红线和加强监督管理来实现环境健康和经济向前发展的动态平衡,因为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会受到经济目标的影响,经济目标过高容易导致政府过多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健康。向云波[3]等认为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绿色发展效率在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与生态污染程度最小化时才能达到最优水平。
二、绿色增长效率的测评
(一)指标选取与处理。Koopmans[4]将非期望产出取负数再纳入指标体系。国内有的学者选取投入指标时会加入环境因素,徐志雄[5]等将工业二氧化硫、废水、烟尘视等污染物视为投入变量。有的学者则仅在产出指标中加入环境因素,陈影[6]等不仅考虑GDP,还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关指标纳入期望产出指标体系。有的学者会把环境因素同时考虑为投入和产出指标,王婧[7]等选择资本、劳动力、用水用电量等作为投入指标,非期望产出指标则用工业三废排放量及PM2.5质量浓度等环境指标来衡量。有的学者会将多个表征环境污染的指标结合起来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胡宗义[8]等把环境污染治理财政投入和废水排放达标率纳入环境综合指数的计算中。
(二)测量方法。国内外使用的方法可大致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前者主要有随机前沿函数分析和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后者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Lee[9]等提出多时期下具有不变时滞权重的DEA模型。赵林[10]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测度绿色经济效率。林伯强[11]等都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绿色增长效率。也有部分学者将DEA与其他方法结合,如李洪伟[12]等将SBM-DEA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周霞[13]等借助全局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省域生态效率进行测度。
(三)评估内容。国外学者及国际组织在综合考虑资源基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保护及污染排放等多因素基础上,构建绿色增长效率指标体系框架,评析不同行业和区域的绿色增长效率。国内学者有的从城市层面开展绿色增长效率的相关研究,有的学者还选择探究重点区域(黄河流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有的学者选择从产业层面入手,着重关注化工业、制造业及更宽泛意义上的工业的绿色增长效率现状,有的学者研究绿色增长效率与传统经济效率的差异、不同区域的效率差异及特定区域绿色增长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三、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指标选取。Moutinh[14]探讨环境税、国内资源消耗和资源生产力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林瑒焱[15]探究经济、环境和科技等因素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王伟龙[16]等解析试点城市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探究产业政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周亮[17]等除了将人文社会要素中技术创新纳入绿色效率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中,也加入自然要素中的城市气温这一指标。王青[18]等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因素对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大多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探究绿色增长效率的不同驱动因素。国内学者采用Tobit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刘宇峰[19]等则利用TOPSIS-灰色关联分析探究绿色增长水平的影响因素。岳立[20]等利用Tobit模型探究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孙金岭[21]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绿色经济效率并通过建立空间回归模型识别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并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分解。郝淑双
[22]等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绿色增长效率影响因素。
(三)结果分析。Antony[23]发现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通过技术溢出得到优化后,可以提高发达国家的绿色经济效率。刘宇峰[19]等研究发现区域生态环境、生活质量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制约了绿色增长水平,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贡献度最大。郭付友[24]等研究表明绿色发展效率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可提高效率,但过度干预经济会影响产业结构,进而抑制效率的提升。
四、未来研究展望
国内外学者们围绕绿色增长效率展开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证研究,但仍存在能够延伸研究的空间:第一,在效率评价方法上,多数学者主要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而该模型主要是运用当期生产前沿DEA或序列生产前沿DEA来测算绿色增长效率,无法更好地实现绿色增长效率的跨期可比,故可以借助全局SBM模型,能对比不同时期同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差别。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已有文献更多评析研究区域效率的时空演变或不同区域之间的效率对比,较少学者能够一并关注绿色增长效率的重心迁移特点及效率预测问题。第三,在影响因素的选取中,已有文献在衡量技术因素时往往用技术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可以考虑用绿色专利申请数衡量绿色技术创新,以更好的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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