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母亲教育与科举入仕—以四明高氏为例

宋代母亲教育与科举入仕—以四明高氏为例

陈美涛  

香港大学中国历史系 香港 000

 北宋初期，世家的势力已逐渐式微，科举成为朝廷取士的重要途径。在这种社会形势下，除了士人家庭的子弟会读书外，不少商户或农民家庭，也会鼓励子弟读书应举。累积财产只能成为富翁，只有读书应举，才能提高家族的地位，「设异日椎锻就器，竞力丰产，不过为一富翁。必欲门户焕发，莫如择良子业儒」[1]。大量学子渴望接受教育，但官办学校的学额有限，除了入读官学外，学子仍有三种途径接受教育，一是入读私垫，二是延请师儒到家中任教，三是家庭教育。

不少妇女出嫁前，会在闺中学习诗书，为人母后，则可以用诗书教子，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亲授儿子，第二类是延师教子或送儿子到学校，第三类是两者皆有之。

先说亲授儿子，母亲亲自教导儿子儒家典籍，并督促儿子努力学习。如史壶妻夏氏「亲授之孝经、论语，复得昔贤书帖，俾之临学」，而且对儿子十分严格「虽缠昼哭之哀，无废日严之训」，结果儿子中举为官[2]，是教育成功的典范。

第二类是延师教子，母亲为了令儿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有时会花费甚大，如曾义甫妻李氏「自二子总角时，夫人欲使□儒名家，凡经生学士馆门下者，必厚其礼饩」[3]。除了金钱外，母亲也会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如王冒妻刘氏「及乎招延师儒，躬治庖□。每闻诸子讲诵弦歌之声，则喜不自胜」[4]。

第三类是两者皆有之，母亲既会亲自教导儿子，也会延师教子。通常来说，儿子年幼时，母亲会亲自教导，儿子年纪稍长后，就会交由名师辅导，如苏适妻黄氏「训诲诸子，其幼所诵诗书，手写口授。逮其长，责以家学」[5]；镡氏丧夫时，「鼎尚幼，太君手执诗书，躬自训导」，儿子长大后，「洎志学之岁，则诲以从师」[6]。这一类的教子方法，是数目最多的。

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妇女的学识有限，多数只能承担启蒙的任务，不足以教导儿子直至科举有成。司马光建议女子读书时，说：「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7]略晓大意即可，程度较为显浅。再看出土墓志，所描述母亲教子的详细内容，都是「亲授之孝经、论语」[8]，这些都是妇女在闺中会学习的基本儒家经典。

　　但是，这不代表母亲在儿子学习诗书的过程中，不能占据重要的地位。南门袁氏的后人袁榷曾写《跋进修堂往还尺牍》：

　　始，曾大父越公韶从正献公燮......于时诸生从正献公凡数百人，公教不及诸子，母夫人戴氏，手摸(摹)颜鲁公大字，以教诸生。宗盟之好，实夫人启其议。故越公少年作字，亦习此体。后伯祖通判、大父严州，尤相与摹学进修堂书体。[9]

　　宋代教育家袁燮开办「进修堂」，无暇教导儿子，其妻戴氏描摹颜真卿的字体，让族中子弟学习这种「进修堂体」。颜真卿除了是书法大家外，他精忠报国，为国而死，谥号「文忠」，戴氏选择他的字体，也有品德教育的意思。由此例可见，妇女自身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就能更多地为家族子弟的教育作出贡献，士人也支持有才能的妇女，参与家族教育。

除了亲身参与家庭教育外，母亲负责持家，也可以决定花费更多资源在儿子的学业上，例如揭宰妻黄氏：

吾家世以俭素相守，虽不至于贫乏，而实无丰资厚积。常人之情，莫不以殖产为先。逮夫人佐叔氏理家政，则专以诗书训导诸子，使择师友之良以从学。虽奁篚之急用，机轴所自营，不吝以资之。[10]

揭宰妻黄氏的家境不富裕，却能以诗书训导诸子，为子侄择师友，不惜花费甚多，很有远见。虽然儒家推崇学习，但对家境不佳，也非诗礼传家的家族而言，要延师购书，令子侄学有所成，花费甚大，所以黄氏的决定才会被族人嘲笑。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能否坚持教子以诗书，就在儿子的学习历程上占了重要地位。

可以说，如何教导儿子，与妇女的出身、家庭和文化水平有关。妇女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甚至像黎延妻杨氏一样，经史无不洞晓、无所不究[11]，才能教导儿子学有所成。如果妇女自身和丈夫都不精于诗书，只能延师教子。

而且，母亲在儿子的学习历程中，占有重要席位。除了父亲早逝外，有时父亲尚在，却缺席了儿子的成长，如叶邦杰「不羁，晚年尤疏旷」，是其妻徐氏「训子隆师，馆舍生员」[12]；闻能「晚年放于酒，不事事」，是其妻徐氏「岁延师儒，不较厥费」[13]去教育儿子。有时候，撰文者甚至会把儿子的成就归功于母亲，如潘稷妻李氏的墓志中，虽然没有记载她如何教育儿子，但却把儿子的成就，尽皆归功于她，「男四人：长承议也，林、瑜、丰，皆进士，瑜、丰蚤世，皆夫人之教育以成之也」，而李氏本人「世儒族，昆弟侄从，继继登科申，以故喜书札，精通白氏诗」[14]，想来能对儿子的学习带来不少帮助。

另外，如果父亲在儿子的学习上占主导地位，母亲也会辅助，如李氏「始者，助教公起楼贮书，教饬子孙甚严」[15]，连「起楼贮书」这种外务都能加以协助。虽然墓志没有详述李氏在此事上的贡献，但她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忘训诲子女，「赏所闻见，輙忆弗忘，厥后历道，以训其子女，谆谆开喻，苟未达则不止」，所以撰文者把家族的成就部份归功于李氏，「至朝请公复继先举进士中甲科，门地日益昌大，闺痼肃然，有夫人侍」

[16]。

可以说，在儿子的学习上，母亲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母亲自身有不俗的文化水平，可能会承担启蒙和教育诗书的重任。即使母亲本身不好读书，她们有持家之责，也可以作出决定，把家庭资产用在延师教子上。

　　关于母亲对儿子教育的影响，其中一个经典例子是四明高氏。四明高氏「代绵十数」，是明州少有的富裕家族，其家族的发展，是一代比一代的进步，樊氏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家族可考的家谱有九世，第一世高赞襄在北宋初年迁至四明，其子以手艺为业，其孙高君珍继承家业，经历三代的努力后，积累了大量财产，但家族中无人拥有功名。直到高君珍娶樊氏为继室后，才开始向这个方向奋斗。

　　从樊氏的墓志中可见，她的贡献主要有三项，一是令家族资产有所增长，「经理条缉，储有余润」；二是制定了「择良子业儒」的家族发展策略；三是倾尽嫁妆，购书辟馆，延师教子[17]。结果，高氏的第四代高硕入读太学，虽无功名，却令家族步入了读书应举之路。高氏的第五代更为出色，高安世、高开、高闳、高誾都中举了，虽然在仕途上没有亮眼的表现，但致力于学术，如高誾曾任明州教授[18]，高闳专注地方教育等，他们与其他士人多有交往，为家族发展了良好的人际网络。

　　第五代子弟中，最出色的是高闶。高闶八岁通经史，从学于焦瑗，承二程之学，绍兴元年免试赐同进士出身，任国子司业，「岂惟文行学足以表率士林，驰名京师」[19]，他制定学规，为南宋的太学奠定基础，后来任礼部侍郎，因忤秦桧而致仕。致仕后，高闶继续投身文化活动，与其他士人家族交往，逝世后谥「宪敏」，赠开府仪同三司[20]，诸子也各有官职，为家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氏家族的第六、七代，在仕途上的发展更佳，高文虎、高似孙在宁宗、理宗二朝上甚有影响力[21]。子弟举业有成，与家族支持子弟读书，有密切的关系，子弟得以入仕，也有助家族的发展，是互惠互利的关系。高氏得以改换门庭，与樊氏「择良子业儒」的策略，有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高氏有成就的第五代子弟，包括高闶和其他中举的兄弟，都是第四代高伯钦的儿子。高伯钦是高君珍和原配滕氏之子，自樊氏入门后，就由樊氏教养。换句话说，高氏家族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子弟，全部都和樊氏没有血缘关系，可见樊氏倾尽嫁妆，培养高氏子弟，是为了整个高氏家族，而非只是为了自己的儿孙有更好前途。所以，撰文者对樊氏有极高的评价：

间有巨姓多一再世止，惟高氏代绵十数，基构愈廓，岂积善累德有自来欤？人犹以为未大振赫，暨府君得樊氏配，诸子角立，而硕为儒生，又荦荦可期，故乡闾咸誉是家可指日贺荣矣。[22]

　　撰文者在高君珍及高硕的时代（第三、四代），当然无法预料，高氏家族第五、六、七代所能在仕途上取得的成就。但高氏家族能由地区富户，转为四明重要的士人家族，「高氏衣冠为四明望」[23]，樊氏功不可没，可说是高氏家族的启蒙主母，是士人眼中最理想的母亲。

[1] 汪咨：〈宋故樊氏夫人墓志铭〉，载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116-118。

[2] 祖士衡：〈赠大理评事史壶墓志铭〉，载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14-17。

[3] □南金：〈故李氏夫人墓志铭〉，载朱明歧、戴建国编：《明正堂藏宋代碑刻辑释》（上海：上海世界书局，2019年），页80-81。

[4] 石豫：〈王冒夫人刘氏墓志〉，载何新所编：《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录：北宋卷（六）》（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页158。

[5] 苏籀：〈黄氏墓志〉，载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页253-254。

[6] 梁子鼎：〈皇宋故临海郡太君（镡氏）墓志〉，载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下册》（北京：新华书店，1984年），页1260、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三八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13。

[7] 司马光：《书仪》（清雍正刻本），卷4，页24。

[8] 祖士衡：〈赠大理评事史壶墓志铭〉，载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14-17。

[9] 钱维乔：《鄞县志》（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卷27，页750。

[10] 揭先觉：〈揭宰夫人黄氏墓志〉，载何新所编：《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录：南宋卷（七）》（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页10-11。

[11] 黎芳：〈宋故杨室人墓志铭〉，载中国文物研究所、重庆市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页213-214。

[12] 徐松年：〈叶邦杰夫人徐氏墓志〉，载何新所编：《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录：南宋卷（七）》，页102。

[13] 佚名：〈闻能妻徐氏墓志铭〉，载绍兴市档案局（馆）、会稽金石博物馆编：《宋代墓志》（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18年），页35-36。

[14] 徐瓘：〈潘稷夫人李氏墓志〉，载何新所编：《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录：北宋卷（六）》，页138-139

[15] 张惠夫：〈宋故李夫人墓志铭〉，载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墓志拓片，取自中华石刻数据库：http://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docShike/shikeRead.jspx?id=1437190&searchValue=%E5%AE%8B%E6%95%85%E6%9D%8E%E5%A4%AB%E4%BA%BA%E5%A2%93%E8%AA%8C%E9%8A%98&libId=1, 21-1-2021撷取。

[16] 张惠夫：〈宋故李夫人墓志铭〉，载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墓志拓片，取自中华石刻数据库：http://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docShike/shikeRead.jspx?id=1437190&searchValue=%E5%AE%8B%E6%95%85%E6%9D%8E%E5%A4%AB%E4%BA%BA%E5%A2%93%E8%AA%8C%E9%8A%98&libId=1, 21-1-2021撷取。

[17] 汪咨：〈宋故樊氏夫人墓志铭〉，载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116-118。

[18] 张津：《四明图经》（清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卷10，页75。

[19] 楼钥：《攻媿集》（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54，页483。

[20] 徐松：《宋会要辑稿》（稿本），〈礼五九〉，页2078。

[21] 黄宽重：〈家族兴衰与社会网络：以宋代的四明高氏家族为例〉，《东吴历史学报》，11期（2004年6月），页219。

[22] 汪咨：〈宋故樊氏夫人墓志铭〉，载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页116-118。

[23] 钱维乔：《鄞县志》（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卷27，页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