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政府——数据流动视角下数字政府新发展形态

智慧政府——数据流动视角下数字政府新发展形态

汪成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文章探讨了中国从“数字政府”向“智慧政府”发展的路径和挑战；回顾数字政府的建设背景及其取得的进展，同时指出存在技术应用延迟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智慧政府被定义为数字政府的高级形式，强调数据灵活运用和跨合作。通过“流动空间”和“数据流动”，智慧政府能够实现信息的流动，提升治理效率；最后提出通过人工智能的自我监督迭代来优化模式，

关键词：智慧政府，流动空间，数据流动，自我监督迭代优化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指出，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以强调数字技术在新型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在中央文件层面正式提及“数字政府”概念：“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同时，四中全会文件中还提到了建立健全制度规则、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持续推进数字政府全面建设已有多年，其具体治理效果如何；其次，智慧政府作为数字政府的高阶形式该如何发展，该依据何种整体思路去建设发展。因此本文将以“数据流动”与“流动空间”为政府治理骨架，论述数字政府向智慧政府过渡路径。

二、数字政府建设现状

（一）数字政府建设取得成效，发展势头猛进

自2016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以来，为深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战略部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并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和健全管理机制，有效推动了各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水平的提升。[1]

《2020政务云基础设施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政务云公有云市场规模达81.4亿元，同比增长61.59%；政务专属云市场规模达189.2亿元，同比增长12.75%。[2]可以看到中国在推进数字政府全面建设初显成效和在长期发展上持有相当大的决心。

（二）技术应用延迟错配与区域建设水平差异

首先在当今百花齐放的电子政务平台，对于不同年龄层的居民来说如何使用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同时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居民部门的需求能否得到有效满足的政民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亟待解决；以及相当平台存在预定功能一直无法实现的问题上造成了资源相当的浪费。

其次，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上，由于技术革新是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技术人才供应，等综合因素造成当前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协同效应产生阻碍。

三、智慧政府特征

对于智慧政府的定义，国内外当前没有一个统一而明晰的定义：艾瓦第（S.Alawadhi）等人对智慧城市的定义重点放在了自然资源与技术上。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关注的是人们的信息和知识获取过程，目的是改善决策制定过程，提高城市商业流程的附加值。[3]

通过文献对智慧城市共性追踪，本文在这里提出一个核心本质，即是面向过程的，通过主体间不断交互迭代的方式去寻求组织架构上的自主性创新，从而使得达到治理水平的提高和资源使用的高效。

四、从“数字政府”到“智慧政府”

（一）“流动空间”与“数据流动”理论

首先智慧政府本质上脱胎于数字政府，进一步的，智慧政府在数据使用更加灵活、对主体间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卡斯特尔“流动空间”指出“空间是对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这定义不仅包含传统的“物理邻近”，也包含“不依靠物理上邻近的那种同时性”，这样就给“网络空间”腾出了位置。[4]也就是信息在这种空间的流动的时间性消除了，所谓“流动空间”即“通过流动而运作的”空间。在这种宏观层面对数据流动的描述中所包含的是社会结构的变革，吉登斯将“结构”视为“左右”社会实践模式转换的规则和资源，而非模式本身。这种规则决定了社会实践在时空中生产和再生产的相似性或者同构性。[5]那么，在网络化的“流动空间中”，在社会中这种信息流动的规则模式从时间转化为以数据为媒介。

卡斯特尔对流动空间提出了三个层次的分类：即设备——物质基础；核心与节点——构成网络数据源；以及占支配地位的信息精英的各空间组织——控制信息的流动集团。

对于数据流动，黄璜等人提出了四层次流动模式[6]：数字机器（指令算法的设计）——特定专业应用系统——数据网络（应用系统的交换）——信息空间（用户端线上与线下信息的交互传递更新）

“政府数据治理也可视为对全社会数据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活动”[6]那么无论是数字政府还是智慧政府都在数据流动模式上起到再分配调控的关键作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流动控制角度去分析政府治理效率提高的关键

（二）自我监督迭代式数据流动模式更新

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巨大算力加持下，可以借鉴机器学习与神经网络的方法，利用监督模式下的迭代学习，从四层次角度来看不断优化各种可量化社会结构模型参数，从而改进地方政府组织框架，差异化数字政府平台建设，协同模式革新等；

再从信息流动方向看，政府与民间的信息流动有三个方向：一是自上而下，二是自下而上的流动，最后是政府内部协同信息流动。自我监督迭代更新，通过定期观测因子数据，不断调整数字政府搭建的平台功能，有效解决上下，下上，内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政府更好服务于百姓。

最后，模型因为是不断更新，面对国际国内社会变化，迭代模式更新能够更加顺应社会发展，及时有效履行政府职责，从而避免走向第二类路径错误。

（三）数字技术革新——路径依赖亟待解决

在当前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存在相当的平台功能与民众需求的错配，平台功能的不完善，市场需求撑不起数字政府建设的财政需要，数据的协同效应又恰恰需要政府即时解决这些问题，不然在当今所形成的网络式数据流动模式中任何一环的缺失都会呈乘数效应的效率损失。

五、总结

自2016年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以来，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在政务云市场的扩展方面。也存在技术应用延迟、不均衡发展等问题，不同地区的建设水平差异明显。通过“流动空间”和“数据流动”理论，智慧政府实现了信息即时流动，突破时间和物理空间的限制。本文还提出了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自我监督迭代，不断优化政府治理模式，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参考文献

[1]周宏.“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档案管理工作的优化路径[J].黑龙江档案,2023(04):165.

[2]官瑛嘉. 以公众为中心的价值创造:数字政府助力社会协同治理:以福建省 “闽政通”APP为例[J].海峡科技与产业, 2023(03):33-34.

[3]刘淑妍, 李斯睿. 智慧城市治理:重塑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J]. 社会科学, 2019(1): 26–34.

[4]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4—354页.

[5]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9页.

[6]黄璜. 对“数据流动”的治理——论政府数据治理的理论嬗变与框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2): 53–62.

[7]黄璜, 孙学智.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初步研究:现状与模式[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12): 31–36.

[8]郭晗, 冯星源. 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的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挑战与路径[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