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南宁,530000
摘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总的导言,科学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出发点,奠定其政治经济学说体系的构建基础。马克思以生产个人与个人生产、生产一般与特殊生产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范畴为关键逻辑节点,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错误观点的过程中科学阐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采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共性抽象与特殊性抽象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作出科学说明,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研究对象,生产一般,抽象,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马克思于1857年8月底为其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总的导言”,“开启了马克思之后艰巨的政治经济学探索的境域,成就了通向《资本论》道路的最重要的思想‘驿站’”,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马克思将“生产(生产一般)”作为《导言》的第一节,充分彰显其在理论体系中的价值。在《导言》开篇,马克思便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起始范畴。通过对一系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错误观点的批判,马克思第一次系统阐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即“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阐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科学构建的出发点,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阐明
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阐明过程中,马克思分析了几组重要范畴及其关系,这些范畴构成其论述的逻辑节点,是体现其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深刻理解把握马克思逻辑进路的路标。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对象是个人的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是一定具体历史阶段的生产,始终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作为有机整体的生产形式。
(一)“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生产个人与个人生产
马克思在阐明研究对象的时,首先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孤立个人的错误观点及其现实基础展开批判,这种批判直指其人学基础。马克思表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个人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而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马克思指出,个人生产“是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生产个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不仅指明作为生产主体的个人的社会性质,而且强调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个人理解为“鲁滨逊”一类的单个的孤立个体,认为在社会中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是最原子化的单位。对个人的简单抽象使其从孤立的生产者观点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的人,追求私利的利己主义的人,否认个人的社会性质,乃至否认生产的社会性质,从而得出资本主义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这一荒谬结论。对个人所具有的共性的抽象把握,构成了西方经济学家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人学基础——抽象人性论,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对这种观点的生成实质及现实状况展开深入批判,一是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种观点的实质及真实目的,在于企图将资产阶级的利己本性合理化,将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化。马克思指出,这些“假象”,绝非偶然现象,而是对“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为资本主义发展营造有利氛围。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封建社会逐步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发展,使个人摆脱原本使其成为一定狭隘人群附庸的“自然联系”;另一方面,新兴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自由资产者,这种自由个人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非像18世纪资产阶级预言家的理想那样,是“历史的起点”,而非“历史的结果”,这种观点试图将资产阶级的利己本性说成是自然的、合乎自然本性的。二是马克思从现实情况出发,表明孤立的个人及其生产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进程看,追溯以往的历史,孤立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从人的本质来看,人的本质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以生存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脱离社会而进行独立生产生活的人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在“现实的人”、“以社会关系为本质规定的人”的人学基础上,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人学基础相对立,使得马克思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上形成对立,从而导致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根本不同。
(二)“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生产一般与特殊生产
马克思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生产并非是永恒不变的,而是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马克思对“生产一般”与“特殊生产”及其关系的考察,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生产”的谬论,指明其侈谈生产的一般条件的错误,强调物质生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而绝非简单的抽象概念,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具体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即对生产中存在的某些共同之处的提炼与抽象。尽管不同时代的生产各有特点,但也存在一些共性,对于这些共性的把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在一定条件下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尽管一切生产都存在生产一般,但生产一般不能抹杀不同社会生产的本质差别,一旦忘记这种差别,就会产生试图证明现存社会生产永恒的谬论。特殊生产即不同性质及特征的的社会生产,正是各种生产的特殊性,使得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相区分。各种社会生产的共性固然重要,但能使其相互区分的只有生产的特殊规定性。揭示生产一般,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特殊生产,“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抹杀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差别,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当作一切生产方式的普遍共性,将特殊性混同为一般性,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承认生产一般的存在,并且对其展开研究,但绝不停留于此,“只有深入到这些一般规定由以抽象出来的现实的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中去,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具体展开的现实生产过程和经济运动。”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仅仅从物质层面进行研究,包括对生产的必要条件和生产进步的条件研究,试图掩盖物质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并非“工艺学”,既不研究一般生产,也不考察生产技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在于揭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在于揭示其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革命性变革。
(三)“总体”中的生产: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是“一个总体的四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其中生产对其他环节起着决定性意义的作用。马克思在第二节对四个环节及其关系的论述,是在逻辑上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化,构成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完整表述。
马克思首先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四个环节的内容、作用、地位的肤浅看法,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上述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正规的三段论”,即“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所作出的辩护。认为生产受自然规律支配,从而脱离社会关系而永恒不变;分配与交换取决于社会,因而是可以人为改变的,分配决定产品的个人所得份额,交换决定个人所得份额换取自己所需的产品;消费是个人的事情,而与社会无关,这种观点不仅割裂了四个环节的本质联系,将四者简单并列起来,抹杀生产对其他三个环节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对立关系及矛盾。
马克思首先着重阐明了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从三方面论述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统一性。一是表明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同一性,“生产直接也是消费”,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实际上也同时是主体与客体的双重消费过程,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者劳动力以及劳动资料的消费过程。“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二是指出生产与消费互为媒介,二者之间存在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消费为生产产品创造主体,二者互为媒介,互为前提,辩证统一。三是生产与消费互相创造,互相转化,生产与消费在实现自身的同时也创造对方。同时,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将生产与消费等同的错误观点,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是存在矛盾的,生产决定消费,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加入一个分配环节更能说明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的矛盾。
关于生产与分配,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生产与分配之间割裂开来,看不到地租、利息、利润的真正来源,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压榨实质。马克思指出,“分派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生产的结构决定分配的结构,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条件的分配与产品的分配,不论从个人还是整个社会的角度,生产条件的分配属于生产,同样决定产品的分配。
关于生产与交换、流通,马克思从交换与流通的关系出发,认为生产决定交换、流通。在生产过程中的交换属于生产行为,因而由生产直接决定。在流通过程中的交换,产生于生产发展形成的社会分工,其性质、深度、广度、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所决定的”,归根结底也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总结道,“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马克思总结道,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生产是总体中的生产,必须从社会生产关系总体进行考察。马克思对四个环节之间关系的阐明,对于正确理解生产关系内容具有启发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作为有机整体的生产形式及生产关系。
二、马克思阐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方法
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往所遵从的分析方法根本不同,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共性抽象与特殊性抽象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科学方法,从而得以正确阐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保其理论体系建立在正确的出发点之上,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
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在形而上学与唯心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人与人的关系、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第一次科学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论述中,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个人视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实质上是“在以‘市民社会’为立脚点的‘旧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理论”。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出发,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错误的人学基础,准确把握个人的社会性,乃至生产的社会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并非是生产一般,研究生产一般固然有其价值,但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是一定具体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指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妄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混同生产一般从而将其永恒化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思想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导言》通过把握历史活动,从而揭示经济的内在逻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出场,正是“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唯物史观方法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与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不同的真正的实证科学。”
(二)共性抽象与特殊性抽象相统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获得‘学科基础’的规定来自‘生产一般的思维学’的孵化。”正如马克思所言“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共性抽象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是通过对个别现象的分析从而揭露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的科学方法,马克思运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马克思在《导言》开篇提出的“生产一般”思维形式是一个伟大的构想,马克思后来直接称其为“抽象力的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明《导言》的价值在于实现了“个别上升到一般”,并提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尽管《导言》中对共性抽象有所质疑,但马克思也肯定了其中具有价值的地方,指出从分析中最后总能找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只要它能把真正的共同点提炼出来从而避免重复,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要注重区分合理的抽象与不合理的抽象。
特殊性抽象亦即本质抽象,在于“抽去共性与一般”,“抽取事物的特殊性为内容”,从而提炼出具体事物的本质性规定。不同事物之间尽管具有某些共同的规定,但正是其本质的差别使得他们区分开来,正是这种有别于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原因。在社会科学中,抽象绝不意味着脱离现实,本质抽象建立在共性抽象基础之上,在具体研究中要将共性抽象与特殊性抽象相结合,既要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又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既要看到一般,也要注重特殊,仅停留于共性抽象,就会犯将现存社会关系永恒化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运用抽象方法,既承认与研究生产一般,但对生产一般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揭示与说明各种特殊生产。
(三)逻辑与历史相一致
马克思认为,理论叙述不应是逻辑的自我推演,理论要再现现实,就要实现与历史过程的一致。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体现为范畴的逻辑与历史发生次序、历史发展趋势、社会共时结构的一致。在《导言》中,马克思对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次序安排始终遵循历史规律,体现出各范畴所反映的各经济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的相互关系,这些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次序”安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中的现实地位所决定的。由于历史材料的纷繁复杂及其跳跃性,逻辑过程如果完全按照历史过程展开,就会为许多无关紧要的历史现象所扰乱。因此这种一致应是对其本质的再现,是对历史大体趋势的呈现。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科学阐明的思想史价值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是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其科学阐明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推翻以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革命性变革,明确界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出发点,标志着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为后续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一)实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革命性变革
《导言》首次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强调物质生产的社会性、历史性以及生产在社会有机总体中的支配性地位,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革命性变革,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大变革。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评价道,马克思对于隐藏在物的关系背后的人的关系的揭秘,并“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得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导言》是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对象结构的重要文本,对对象结构的全新理解,关系其经济思想的突破创新。
(二)界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出发点
马克思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针对物质生产的一系列错误观点,指明资本家对劳动工人的剥削,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将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辩护实质,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为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打开了大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革命性变革,使得马克思经济思想区别于以往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对于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科学阐明研究对象对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著作创作具有重要影响,是保持政治经济学研究初心使命的重要出发点,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体系的基础。
(三)标志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大转折点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导言》已经体现出两大转变:一是“由原来对现实的批判”向“理论体系的批判”的转变”;二是“从对现存的经济学理论批判为主的研究向以经济学体系构建为主的理论叙述的转变。”。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在《导言》中已经开始体现出由现实批判转向理论体系批判,以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为主题,将最抽象、最基本的范畴的研究作为自身理论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并逐步展开深化。在《导言》之前,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重点以批判为主,充分占有各种资料并对材料的内在联系展开分析,从《导言》开始,马克思不局限于批判,开始以叙述为主的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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