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智经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育文化新质生产力——以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智化转型为例

以数智经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育文化新质生产力——以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智化转型为例

韩国冬

黑龙江大学 邮编：150080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根本，质优为成果的先进生产力，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化新质生产力最为主要的两大抓手为数智经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智经济极大限度的提升了文化产业的生产质量和速率，赋予传统文化产业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确立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固本培元，为后续出产的数智文化产品注入文化内涵和民族元素，坚定不移捍卫意识形态和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因此，文化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在核心和数智经济为底部支撑和外部助力的先进生产力构型。在培育具有龙江特色的文化新质生产力方面，要聚焦地区特色，发倔龙江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深藏在龙江大美河山的文化基因，借助龙江当地新型数智产业园，打造区域文化研发中心，从而丰富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和拓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文化新质生产力、数智经济、龙江优秀传统文化、数智化转型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考察期间，主持召开了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会议突出强调东北地区想要全面振兴需要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构想。[1]在数智时代下，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数智经济的更新同频共振、协调发展，文化产业逐渐脱离传统经济下的发展路线，进而承担起高质量高标准的发展要求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迫切期待等使命。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依赖育数智经济和紧靠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模型等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型优化组合，全面提升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加快构建新型文化产业经营方式，使得我国新时代下的文化产业呈现出多领域、多学科、多交叉的全新结构培育态势。[2]龙江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通过数智化的转型发展，将会拥有全新的文化呈现方式，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龙江智慧。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关键特征

1.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生产力力理论中提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资料生产。[3]文化新质生产力理论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点在于“新”和“质”。“新”主要由新技术、新要素、新模式构成[4]。这正是文化产业数智化转型的发展模式，而“质”主要体现在摆脱传统产业体制，脱离传统增长路径，与前端技术和高新模式相结合[5]，助力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文化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数智经济下的文化产业要以新促质、以质助新，多模态、深层次、全方位提升文化产业市场潜力。

（一）新兴技术的融合

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在创新性的技术应用，而文化产业渴求新兴技术的融合，通过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为文化产业中早已存在的顽疾，带来全新的解决方法。大数据的应用为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进行全面分析储存，为地区传统文化产业的传承与收集提供便捷，并且大数据可调用强大的资源整合和分析能力，分析当前消费者的偏好取向，进而反馈于文化产业，推出更符合当代消费者口味的数字化文化产品。

（二）数智化模式的运用

文化新质生产力下的文化产业主要以数智经济模式进行引导，突破传统文化产业中劳动资料的束缚，运用数字化技术，将新型数据要素融入生产函数，将生产方式进行重塑。以往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最原始的生产交换，生产主体间联系较为松散，然而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数字化模式的运用，使得消费者与文化产业的出发点和原始股建立平等沟通，共建共享的全新的生产关系，实现文化资源在数智虚拟主体平台的平等共享和最大利用率[6]。例如，龙江地区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和民俗资源，可以搭建众多的文化产业虚拟平台，使得文化产业中的众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三）地方特色的先天性优势

地区性文化产业由传承千年乃至更加古老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构成，新奇性和及时性是文化新质生产力对文化产业地域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地域限制和生活条件的约束，人们对陌生的文化环境给予庞大的消费需求，数智技术利用新型尖端产业或创新性产业中的划时代技术为文化产业带来技术变革[7]，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组。例如，哈尔滨冰雪文化大世界在网络媒体上掀起巨大热潮，而哈尔滨市政府则将冰雪优势带来的经济优势落实于地方性财政、交通、医疗等多方面惠民措施的发展，加大地区文化产业的输出，有助于文化产业实现高效绿色的可持续发展。

2.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特征

创新驱动下科技引领领域突破。数字经济下，文化产业的产业边界正在模糊，相关的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在不断的被大数据，数学，通信，电子等产品包围融合，并且文化产业正在消除老旧的封闭特色，主动迎接科技和创新的改造升级，多领域融合交叉重组了文化产业的各种资源，为地区文化的发展和表达带来全新的手段。第三，要素跃迁智能提升，在新质生产力中创新型要素范围既包括传统生产要素的迭代升级，更有创新技术、前端产业的潜入与结合。

数智经济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会议中强调，要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且要推动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和为传统优秀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在实际推动过程中，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层出不穷，极大影响文化产业的数智化进程。

（一）数智技术对文化产业的渗透能力薄弱

经过数千年的演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品目复杂，例如古籍文献，传统技能，民俗活动等，如果将数智技术巧妙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要考虑数字技术是否会对古典书籍等易损毁，不易受光的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其次，对于一些复杂的传统技艺，例如苏绣、蜀绣、龙江地区的赫哲族鱼皮工艺等制作技艺。如果要通过数字技术精确呈现某工匠技艺色彩搭配和艺术神韵，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部分地区的传统文化只可用简单的3D建模技术还原古建筑模型，远远无法达到当下人们对沉浸式体验的技术的巨大需求。

（二）数智化文化消费市场不成熟

现有的数智文化产业的最终标准并不清晰，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我国已经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文化产业出现的新型产品，人们更加注重其高质量的内容。在搭建新兴文化市场中数字技术层出不穷，例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更新，部分文化机构和企业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导致传统文化的数智化呈现方式快速过时，给文化产业形成负反馈。

（三）复合型人才匮乏、数智技术对文化的挖掘程度低

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23年3月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13）》与数智文化产业高度关联的新型数智人才缺口为2500万到3000万。在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人才发掘无疑是排在第一位。而既懂数智技术又能深度参与文化内涵研究的复合型人才却少之又少。由此，可以得到提供符合文化数智化发展需要的科技型人才，对于高质量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而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并不能很好的对两个方面进行全面培育，从而未能有效培养和利用高素质、高技能的数字型劳动力。

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龙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途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所统计报告中突出强调在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经济比重达到41.5%，规模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相同，数智经济已然成为我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催化剂。尤其在文化产业中，数字经济更是充当火车头作用，带领文化产业走向繁荣发展的未来。但如何利用数智技术加快文化产业的迭代创新，成为当下研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数智化技术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推出创新型的文化产品

在文化产业的领域，数字经济下的创新型技术结合尤为重要。为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应着重注意高质量的创作内容，发掘媒体传播和场景体验等方面。由于数字经济下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势头迅猛，各地文化产业可以借助AI大模型，将本地的优秀传统文化向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消费者传输。由于网络传播具有裂变式的传播效果，文化产业可以用小成本撬起巨大的浏览群体，沉浸式体验是当前文化产业技术型创新的新机遇，利用AI大模型构建，再利用VR、AR、5G传输等先进技术，在线上线下搭建极具地域文化气息的消费空间。

（二）加快构建文化产业新业态，提高消费者的体验感和满足感

文化新质生产力下的文化产业，必须以新业态，高科技为重要着力点，对现有的文化产业的的经营理念进行全面升级和改造。新制生产力中的新业态主要以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化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现有的文化产业缺少新能动引领下的产业发展。消费者对文化产业的内容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因此要持续开发全新的文化产品，拓展文化区间，不断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三）加快构建政企校多领域结合，打造培育复合型人才新高地

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良好的政策支持，并且也需要市场上正规企业的良性竞争。由于文化产业自身带有创新性和高自由度等特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是助力文化产业脱实向虚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下的文化创作模式更加多元，个人专利被侵犯的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当地政府应建立健全良好的文化产业创造引导和监督机制，提供文化产业数智化转型的肥沃土壤，文化企业可以通过减少管理层阶，增加创作岗位，提高决策的灵活性和执行效率，最后高校作为复合型人才培育的温室，应注重文化类科目与数智化技术课程深度结合，政府、企业、高校三位一体，要推动建立稳定的产学研用机制，通过学校与企业合作，助力学生通过项目创作，企业实习等方式加快文化产业科研成果高效落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01).

[2]翟云，潘云龙.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动力-要素结构”框架的理论阐释[J].电子政务，2024,(4):2-16.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8.

[4]花建.互联互通背景下的文化产业新业态[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3(2):24-30.

[5]王家庭，唐瑭.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初步探索[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0 (5):32-40.

[6]李艳丰.走向文化治理:托尼·本尼特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的转型的转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68-177+192.

[7]许立勇，高宏存.“包容性”新治理:互联网文化内容管理及规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6(2):51-57.

[8]傅元海，刘和健，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J].南方经济，2024,(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