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了解胃肠外科医生、护士和营养师对于加速康复外科（ERAS）“核心措施”在我国综合性医院的认知和态度以及临床应用现状。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的方法。于2021年9—10月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范围内开展胃肠外科的综合性医院、从事临床一线胃肠外科3年以上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参与和指导胃肠外科治疗的营养师。排除实习、轮转及进修的医护人员或填写未达到质控标准的问卷。使用“问卷星”平台设计关于ERAS五项核心措施（术前营养、术中微创、术后活动、术后进食水及镇痛管理）的了解、认同和应用情况。通过微信向调查对象发送问卷链接。每项措施执行率超过60%，定义为“较好执行率”。结果共计发出问卷783份，共纳入全国56家综合性医院，质控后625份为有效问卷，占比79.82%。其中对ERAS五项核心措施的知晓率和认同率高达90.98%和91.14%，但是执行核心措施较好的比例低于46%，其中术中微创操作为46.72%、术后早期下床活动为46.24%、围术期镇痛管理为37.76%、术后早期进食水为25.76%、术前营养评估与营养支持为19.04%。影响措施执行的主要因素有：不熟悉术前营养筛查工具和技术（342/625，54.72%），医生担心围手术期镇痛副作用太大（466/625，74.56%），因患者病情不耐受腹腔镜手术（497/625，79.52%），早期进食水担心肠道不耐受（414/625，66.24%），早期下床活动时患者疼痛严重（442/625，70.72%）。结论我国部分综合性医院对于ERAS临床应用了解和认同率比较高，但是五项核心措施临床执行率较低，呈现严重分离状态。需要进一步开展临床研究，提高ERAS各项措施的证据级别，有利于信服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系统提高制度建设，有助于促进多学科合作，有利于ERAS措施的落实。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胃癌根治术后患者在加速康复外科（ERAS）策略执行中的体验以及影响治疗体验的因素。方法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方法，连续纳入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消化病医院）收治的经病理确诊为胃癌并接受胃癌根治术的患者；排除急诊手术、残胃癌、术前接受新辅助化疗和术中肿瘤不可根治切除或发现腹腔转移以及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调查患者对ERAS策略的期待和治疗期间的体验。患者对期待和体验方面的调查问题进行评分，0分表示完全不期待或不满意，10分表示很期待或十分满意。根据患者对于ERAS的不同体验，将患者根据出院时填写问卷中的“是否认可ERAS策略”项目分为ERAS认可组和抵触组。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情况；（2）了解全组并比较两组患者对于ERAS的期望、偏好和住院体验；（3）两组促进和阻碍ERAS认可因素的比较；（4）了解全组并比较两组患者出院后的转归，采用电话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术后30 d内并发症和身体是否不适，并发症按照Clavien-Dindo分类标准进行程度分级。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Student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M（Q1，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自身前后对照的正态分布与偏态分布资料分别采用配对Student t检验或Wilcoxon配对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使用χ2检验。结果纳入符合条件的患者112例，男88例，女24例；年龄（57.8±10.0）岁；其中ERAS认可组77例、抵触组35例。住院时，胃癌根治术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情绪，56.2%（63/112）患者的住院焦虑评分超过了8分。住院时患者对ERAS策略的了解程度不高［2（0，5）分］，通过住院宣教，这一状况较前明显改善［8（4，1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7.130，P<0.001）。患者预期的术后住院时间要长于实际住院时间［7（7，10）d比6（6，7）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800，P<0.001）。51.8%（58/112）的患者希望能够出院后直接返回家中继续康复，但32.1%（36/112）的患者更希望能够在医院继续治疗直到自己感觉身体完全康复。与ERAS抵触组相比，认可组患者的预期住院时间更短［7（6，10）d比10（7，15）d，Z=-2.607，P=0.009］，康复效率提高评分更高［9（8，10）分比7（5，9）分，Z=-3.078，P=0.002］，期望缓解疼痛［8（6，10）分比6（5，9）分，Z=-1.996，P=0.046］、体力恢复加速［8（6，10）分比6（4，9）分，Z=-2.200，P=0.028］、期待减少引流管［8（8，10）分比8（5，10）分，Z=-2.075，P=0.038］的评分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随访过程中，有105例患者接听了随访电话。57.1%（60/105）的患者在出院后经历了各种不适，其中包括疼痛（28.6%）、腹胀（20.0%）、恶心（12.4%）、疲乏（7.6%）和发热（2.9%）。出院30 d内，6.7%（7/105）的患者发生了Clavien-DindoⅠ、Ⅱ级手术相关并发症，包括伤口愈合不良、肠梗阻、腹腔出血、伤口感染，均经保守治疗治愈；全组术后未发生Ⅲ级以上并发症。与认可组相比，抵触组中更多的患者在出院时认为自己尚未达到自我预期的康复［22.9%（8/35）比57.1%（44/77），χ2=11.372，P<0.001］，且并不急于回归日常生活［8.6%（3/35）比39.0%（30/77），χ2=10.693，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仅52.4%（55/105）的患者返回家中进行后续康复，其余患者在出院后选择前往其他医院继续住院，再次住院时间的中位数为7（7，9）d。与ERAS抵触组比较，ERAS认可组居家康复比例更高［59.7%（12/33）比36.4%（43/72），χ2=4.950，P=0.026］、自我认为术后完全康复时间更短［14（10，20）d比15（14，20）d，Z=2.100，P=0.0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尽管ERAS在保证手术安全的前提下促进了术后的康复，但尚未得到患者的一致认可。充分的康复宣教、良好的镇痛、较好的体力恢复以及引流管的早期去除，可能改善患者对于ERAS的体验。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合并焦虑、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率及治疗。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编委会编委收治的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患有盆腔肿瘤，接受过盆腔放疗；（2）肠镜提示直肠有炎性反应或溃疡。排除标准：（1）放射治疗前有心身疾病史；（2）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阅读和理解手机展示的问卷中的问题；（3）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主客观管理分析（SOMA）自评量表、躯体症状健康量表（PHQ-15）、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和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来设计《放射性直肠损伤心理调查》电子问卷。通过微信群将该问卷发给编委管理的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本研究观察指标：（1）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估：采用SOMA自评量表，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轻度（≤3分）、中度（4~6分）和重度（≥6分）；（2）焦虑和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率：分别采用GAD-7、PHQ-9和PHQ-15自评量表进行评估；（3）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相关性。结果共回收71份合格问卷，41份（56.9%）来自广州。71例患者中，男6例，女65例；年龄（55.7±9.3）岁，<60岁者48例（67.6%），确诊放射性直肠损伤中位病程2.0（1.0，5.0）年。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估：轻度18例（25.4%）、中度27例（38.0%）、重度26例（36.6%）。焦虑和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发生率：无合并症的患者共12例（16.9%）；发生焦虑、抑郁或躯体症状障碍的患者共59例（83.1%），其中2例患者只合并焦虑、1例患者只合并抑郁、9例合并躯体症状障碍、2例合并焦虑+抑郁、4例合并焦虑+躯体症状障碍、2例合并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三者并发者40例。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相关性：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轻-中度组患者相比，重度患者的焦虑和躯体症状障碍的严重程度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43，P=0.032；Z=-2.045，P=0.041）；但两组患者间抑郁程度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Z=-1.176，P=0.240）。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分与患者的焦虑（r=0.300，P=0.013）、抑郁（r=0.287，P=0.015）及躯体症状障碍（r=0.344，P=0.003）程度均呈正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的焦虑、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病率极高。有必要加强躯体症状障碍的诊断及治疗，以减轻患者盆腔会阴疼痛等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简介：摘要目的总结西京医院13例自体小肠移植的临床经验，为累及肠系膜血管根部病变的手术治疗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西京医院13例自体小肠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病因、手术情况及并发症，并进行定期随访。结果13例自体小肠移植手术均成功完成，其中12例病因为肿瘤累及肠系膜根部，肿瘤得到根治性切除，且避免了广泛小肠切除。11例同时联合了根治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85%（11/13），其中1例于术后第1天因移植肠血管血栓，移植肠坏死被切除，导致短肠综合征。术后1年存活率69%（9/13），4例死亡患者中2例分别因肝转移和肝、肺转移死亡。术后存活2年以上的5例，均为良性或低度恶性疾病。结论自体小肠移植适用于以往认为“不可切除”的累及肠系膜血管根部病变的治疗。

简介：摘要目的评价可穿戴监测设备用于术后患者早期活动和睡眠监测的准确性。方法随机抽样健康志愿者20名，均参与睡眠和活动时间两种监测。选择本院消化道肿瘤切除术后患者89例，采用简单随机分组法，43例参与睡眠时长监测，46例参与活动时间监测。采用ePM/eP pod无线可穿戴监测系统记录活动和睡眠时间，同时分别人工记录活动时间和Fitbit手环记录睡眠时间，计算两种记录方式的差值。结果健康志愿者或术后患者中，Fitbit手环和可穿戴监测系统监测的睡眠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健康志愿者Fitbit手环与可穿戴监测系统记录的睡眠时间呈正相关(r＝0.937，P<0.001)，术后患者Fitbit手环与可穿戴监测系统记录的睡眠时间呈正相关(r＝ 0.984，P<0.001)；Bland-Altman分析结果显示，健康志愿者中两种监测设备记录的睡眠时间差值在95%一致性界限之(LOA)间的比率为95%，术后患者中两者差值在95%LOA之间的比率为98%。健康志愿者中，人工记录和可穿戴监测系统记录的活动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患者中，可穿戴监测系统记录的活动时间与人工记录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患者人工记录与可穿戴监测系统记录的活动时间呈正相关(r＝0.973，P<0.001)；Bland-Altman分析结果显示，健康志愿者中人工记录与可穿戴监测系统记录的活动时间差值在95%LOA之间的比率为100%，术后患者中差值在95%LOA之间的比率为96%。结论可穿戴监测设备可应用于术后患者睡眠和活动监测，准确性较高。

简介：摘要目的比较硬膜外与静脉镇痛在胃癌根治性手术中应用的效果。方法对胃癌根治术中硬膜外镇痛与静脉镇痛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主要研究结果为术后24 h疼痛评分，次要结果包括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首次排气时间、住院时间。结果有6项随机对照研究共计393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英文4篇，中文2篇。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静脉镇痛组相比，硬膜外镇痛组术后24 h静息状态(WMD＝－0.74，95%CI：－1.35～－0.13，P＝0.02)、运动状态疼痛评分均较低(WMD＝－1.5，95%CI：－1.95～－1.05，P<0.001)，术后恶心、呕吐(RR＝0.32，95%CI: 0.18～0.58，P<0.001)及呼吸系统并发症发病率(RR＝0.50，95%CI：0.29～0.85，P＝0.01)较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泌尿系统并发症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87，95%CI：0.38～1.96，P＝0.73)，但低血压的发生高于静脉镇痛组(RR＝3.27，95%CI：1.28～8.32，P＝0.01)，术后首次排气时间(WMD＝－14.01，95%CI：－22.85～－5.17，P＝0.002)、术后住院时间(WMD＝－0.69，95%CI：－0.90～－0.49，P<0.001)均短于静脉镇痛组。结论胃癌根治术患者镇痛的选择，硬膜外镇痛无论是静息还是动态时镇痛效果均优于静脉镇痛，虽会增加术后低血压发病率，但与肺部并发症、恶心呕吐的等并发症减少有关，并且具有促进胃癌术后肠道功能恢复及缩短住院时间的优势。

简介：摘要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腹腔镜手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直肠癌的外科治疗。近年兴起的3D腹腔镜系统在直肠癌根治手术中能够还原更真实的手术视野，提供更精准的空间定位，使操作更精准，能有效缩短学习曲线。但3D腹腔镜手术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笔者相信随着技术设备的不断完善及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开展，3D腹腔镜手术系统必将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预防性镇痛对结肠癌患者术后康复速度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方法，纳入81例进行根治性结肠癌切除手术的受试者，随机分配到开腹预防性镇痛组、腹腔镜静脉镇痛泵组、开腹静脉镇痛泵组。结局指标包括患者达到出院标准时间、患者康复指标、疼痛评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开腹预防性镇痛组受试者术后达出院标准时间（H=41.054，P<0.05）、术后肛门排气时间（F=15.515，P<0.05）、术后排便时间最短（F=8.003，P<0.05），住院费用最少（F=26.664，P<0.05），术后疼痛VAS评分最低（F=6.727，P<0.05），术后每日离床活动时间最长（F=9.647，P<0.05），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三组受试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884，P>0.05）。结论预防性镇痛能降低患者术后疼痛程度，加速患者术后康复，同时未增加术后并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