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基于大数据的知识表征不仅凸显知识的精神特质，而且凸显知识生产特质、实践特质和规范特质。多元的大数据主体使知识更加复杂，数据的主体多元性在客观上要求数据共享，而实现大数据共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数据的主体多元性使大数据仓库的客观性越来越复杂。关联的网状大数据彰显知识的客观性，基于大数据知识表征的客观性不仅来源于关联的大数据形态，而且来源于经验世界的大数据、主体与经验世界关联的数据、主体问数据的客观实在。强语境依赖的大数据彰显知识的相对性，基于大数据知识表征依赖大数据产生的时空语境，基于大数据知识应用具有应用空间的相对性。大数据知识的实践应用彰显知识的社会规范性，应遵循客观性、公有性和社会性及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的制度规范。基于大数据的知识表征不仅彰显大数据工具的个性特征，而且具有普遍知识的本质特征，是对人本主义和外在主义知识论的超越，是关联分析和因果分析的辩证统一，并具有实践意义。

简介：＂大数据＂一词在演变过程中逐渐派生出了两种内涵：一种是小写的大数据,另一种是大写的大数据。小写的＂大数据＂指的是与数据科学相关的活动和方法,而当这些活动和方法向社会各领域渗透并迅速发展时,便产生了大写的大数据。因此,大写的大数据可以看成是小写的大数据的经济和文化转向,它会对社会组织的知识结构产生历史性的变革。为了探讨两种大数据之间的联系以及相关的认识论后果,我们将引入三个核心概念——数据域、深调制以及不透明表征——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大数据在经济和文化维度上——一个是地方性和生成性的,另一个是全球性和涌现性的——如何交互以及在交互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后果、问题和机遇。基于信念和可靠性的知识观所建立的＂后调制的认识论＂,对于深入理解和探索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认识论问题将提供有益思路和理论依据。

简介：大数据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广泛应用将为社会带来彻底转变,大众生活的不同层面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大数据亦同时在挑战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等固有道德概念的适用性,并为社会带来新的道德争议。由大数据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所产生的＂互联状态＂（theconditionofinterconnectedness）及其可能对道德责任带来的根本转化（fundamentaltransformation）是未来大数据伦理的重点;如＂个人决定＂及＂知情同意＂这两种行为,它们在大数据技术时代从＂涉己行为＂（selfregardingacts）转化成＂涉他行为＂（other-regardingacts）,这一转变使它们成为一种新道德责任。

简介：应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董春雨教授的邀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保罗·汉弗莱斯(PaulHumphreys)于2017年9月5日至9月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短期引智项目”之“复杂性与突现”国际工作坊暨当代科学哲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活动。保罗·汉弗莱斯教授是国际知名科学哲学家,曾任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哲学学会国际部主任、弗吉尼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等职,兼任国际著名杂志Synthese、PhilosophyofScience、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等编委,近年来尤以有关突现的认识论、计算机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闻名于欧美哲学界。汉弗莱斯教授此次北京师范大学之行主要参加了两项学术活动:第一项是针对突现问题的最新进展(包括随附性等概念的理解)和计算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概念及其方法等主题开展系列学术讲座。

简介：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简介：通常的技术是经典技术。当量子力学与信息科学的结合产生了量子信息理论时,才产生了直接的量子信息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的存在揭示了它的本质,它是量子要素、量子结构与专有功能的统一。人的意向是构成技术人工物实在性的潜在因素。量子信息技术属于生态技术,它的诞生将推动量子信息文明的来临。经典算法所不能克服的客观的世界复杂性,有可能通过量子算法得到克服,这表明客观复杂性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有关。

简介：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构主义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移植到对技术的哲学研究,一种新的技术哲学——技术的社会塑形理论——不断发展壮大。通过采用社会学研究纲领对传统技术哲学进行批判,技术的社会塑形论从经验维度实现了理论重建,同时也推动了技术哲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经验转向。

简介：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不论衣食住行还是生老病死,随处都能看到科学技术的身影。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更是迈进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由科学技术发展、应用引起的伦理问题也大量滋生,尤其是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其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更是时刻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哲学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乃至社会工作者日渐关注的重要议题。

简介：技术的社会塑形论立足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围绕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三种理论流派：（1）以托马斯·休斯代表的技术系统论;（2）以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3）以平奇和比克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技术的社会塑形论开启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具有诸多理论弱点。

简介：海德格尔技术追问的双重品质表现为现象学特性与非现象学特性的统一。＂现象学特性＂意味着技术追问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明的但依然需要澄清的方面;＂非现象学特性＂意味着追问本身被遮蔽、被忽略的方面。二者是共在的关系。海德格尔技术追问的功绩是让人与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得以呈现,问题是让这一关系永远地停留在先验的、形式的层面。只有引入技术体验、身体、实践等维度才能够让自由关系得以从经验维度充实自身。

简介：技术批判理论关注的主题包括敌托邦②（dystopia）和民主．双面的技术（即包括技术和社会两方面），技术系统的环境改造，以及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哲学的贡献。批判理论主张，工业社会的设计在政治上是偶然的，以此反对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现如今从属于技术律令和需求的人类，或许在将来能够控制技术并决定技术的演化。批判理论将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过程称为“民主的合理化”（democraticrationalization）⑨，它所需要的技术进步以公众广泛参与技术决策为前提条件。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根本性转变是难以预测的。

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一、会议概况2014年9月10日到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和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莱布尼兹研究所、科学哲学与伦理中心发起创办,汉诺威大学哲学系、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马格德堡大学哲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共同主办,

简介：当前，以泛在网为基础建立的泛在社会正在形成。在泛在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技术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泛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信息通信技术是泛在社会技术治理的关键，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很好地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施行。但由于技术治理本身的局限，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泛在社会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些社会风险。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规避其社会风险，对泛在社会的发展、技术治理模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科学哲学自逻辑经验主义奠定以来,就一直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起承转合”。20世纪70年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念一炮打响,给科学哲学的研究增添了历史的维度;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以及哈金的《表征与干预》的出版,科学哲学的“理论优位”的理念受到了挑战,自此开始关注经验,并以此为基点重新审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今天,当引力波已经被探测到,当“阿尔法狗”已经连续将李世石和柯洁挑落马下,试问我们该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围绕上述问题,2017年6月11至14日,“第六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论坛”在德国达姆施坦特工业大学哲学系举办。

简介：2013年9月22-26日，由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德（欧）科学技术哲学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此前，第一届论坛于2011年12月在德国汉诺威大学召开，第二届论坛于2012年10月9日至12日在上海社科院举行。中德（欧）科技哲学论坛的举办，旨在推动中国与德国乃至欧洲的科学技术哲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并以此为契机，寻求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合作研究之可能。

简介：2010年9月11至12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上海大学及东北大学主办,上海市科协、上海社会科学院协办,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大学STS研究中心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十三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

简介：2012年10月9日到10日,＂第二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本部举行,此次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特色学科、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以及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科学哲学与伦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简介：当我们穿行在现代文明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必餐风饮露、不必刀耕火种、不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离开手机、网络、微信我们却不能活。显然,我们变了!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那些正在使用技术的人——我们不单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我们更是被各种技术附着了的＂技术人＂。那么,技术是如何改造人的,经过技术的洗礼人变成了什么样？围绕＂人去哪了？!——技术时代的主体与客体＂这一主题,2014年12月18日,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