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东汉以来,多数易学家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存在错简。其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这八个卦不依“二二相耦,非覆即变”方式排列;二是这八个卦的《杂卦传》传文也不叶(协)韵。然而,虞翻、干宝等则以为,此八卦不依“非覆即变”方式而成杂乱排列,体现了某种深义;另有一些通音韵的易学家也考证出相反结论,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是叶韵的。所以,简单地以是否按“非覆即变”排列和是否叶韵来考察《杂卦传》的错简问题,是靠不住的。当代学者对《杂卦传》错简说做出了进一步的证明与推测,但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前贤对于《杂卦传》错简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原因在于对《杂卦传》内在的象数结构与规律及其体现的深层思想缺乏认识。《杂卦传》卦序效法的是昼夜变化之道,依其内在的象数结构,可分为上、下、杂三篇,表明《杂卦传》的传承足完整无缺的,“错简”说不能成立。《周易折中》针对《杂卦传》提出的互卦与循环互卦的观点,也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简介: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简介:在宋元明诸多学者对"大同小康"之论提出各种质疑的背景下,清初王夫之明确指出"大同小康"之论存在错简。其后,清代学者任启运、姜兆锡、李绂、孙希旦、黄式三、邵懿辰等,现当代学者钱基博、任铭善、徐仁甫等,围绕错简问题亦各有阐发,只是缘于视角的不同,提出的见解彼此不尽一致。不过,将各位学者的"纠错"主张代入"大同小康"之论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更常见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说明,"大同小康"之论"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问题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咎于错简却不恰当。事实上,在"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表象背后,"以注为经"当是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注释与原文区别开来,"大同小康"之论逻辑不通、文气不顺的问题也便不复存在了。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简介:睽卦卦义为睽而通,其卦辞与各爻爻辞亦皆围绕此义而展开。睽是睽乖之义,睽乖之所以能通,是因为本卦还有逊退之象义。卦辞之所以仅“小事吉”,是因为逊退只能用于非原则性冲突,或者仅作为一种策略运用。初九爻:“丧马”是睽,“勿逐自复”是通;“见恶人”是睽,“无咎”是通。九二爻:臣仆遇主人,本应退避,但“遇主于巷”,避无所避,是睽;因属情势所逼,自身无过,故“无咎”,是通。六三爻:受刑者艰难赶车,是睽;因赶车很卖力,喻能洗心革面,终能获吉,是通。九四爻:睽孤无助,是睽;遇元夫得助,是通。六五爻:同宗之间有乖违之事,是悔,是睽;乖违之事消解,故同宗之人一起登上宗祠吃肉庆祝,是通。上九爻:求婚或娶亲队伍似寇盗,是睽;“往遇雨则吉”,是通。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