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学重要代表人物,杰出的思想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被人尊称为"历史的巨人"。荀子的音乐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乐论》中。他认为人需要音乐,肯定了音乐在沟通人们情感以及在人性教化中的巨大作用,具有"中和之美"。他强言力说若要让音乐成为教育人的工具并阻碍其进入邪乱,就必须要遵循道德伦理的准则。《荀子.乐论》是荀子关于音乐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不但全面阐释了荀子的音乐思想,更对后世音乐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指出了荀子音乐思想中"重善轻美"的思想倾向,并对其这种思想倾向的非理性进行了分析,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以便人们对荀子的音乐思想有更全面、更重要、更客观的理解、认识和把握。
简介:<正>《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简介: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礞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简介:先民信奉的术数有天启与人为之别。天启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天垂象,示吉凶”,人为则是以卜筮“决嫌疑,定犹豫”。龟卜繁难,筮占简易。殷人尚卜与周人用筮,实为不同民族的稽疑习惯。周人受封于商,殷周始有文化往来,而周人迁岐之后,殷人之龟卜乃行于周邦,但周人仍以筮占为主。周朝开国立基,依其传统的稽疑之法编纂筮书,称之为《易》,其命名之朔,正是着眼于龟卜的繁难与筮占的简易。而《周易》卦爻辞乃旧有之象占、星占及筮占甚至龟卜之辞的鸠合与改编,具有相当程度的加工与润色。六十四卦卦画符号的原初功能就是“纪数”与“检索”。内“贞”外“悔”的爻辞顺序,也是针对六十四卦卦画绝大多数皆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所作的规定。因此,《易》之所以名“易”,一是相对龟卜而言,筮占简单容易;二是筮书编成之后,卦画符号具有方便的检索功能。而各种不同的筮法,皆可视为筮书的不同检索方式。
简介:《礼记》中子游述及“以故兴物”与“微情”代表两种不同的制礼之法,然礼家对“以故兴物”的解释素有分歧。郭店战国楚简出土,研究者判断子游论述与《性自命出》篇密切相关,这为重新解读“以故兴物”提供了可能。“以故兴物”意指因某种特定的教化目的,利用基于人情且精心设计“外物”以兴发释放行礼者与礼仪相匹配的情感。“以故兴物”的对象包括两类:一为情感充分者,一为情感不足者,前者需借助外物将“情”兴发、释放、宣泄出来,再在仪式的引导之下,调节情感浓烈之程度,后者则在外物的影响之下,调动原本不足的情感,以达到反躬修身的目的。“以故兴物”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仪式之中,辨明其义对于厘清“兴”与“礼”,“兴”、“情”与“物”等多组概念的关系,深入儒家礼学思想演进的肌理有着重要的解码作用。
简介:通行本第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一句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中分别写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和“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对此,有学者认为,帛书甲、乙本均为误写,《老子》原文当从通行本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亦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帛书《老子》并非误写,乙本中的“争”字乃甲本中“静”字的假借,《老子》原文当如帛书甲本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关于此一问题,新近发布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以下简称北大《老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以北大《老子》为参考,并参照其他《老子》版本,对此句作出了新的探讨。通过对比与分析,文章认为,此句本应作“水善利万物而有争”。但因其在字面意义上似与《老子》思想相抵牾,在文本流传过程中,最终被改作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另外,通过考察《老子》第八章在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化,文章亦将《老子》文本的发展与演变作一探究。
简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再度流行,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以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第三部门研究也兴起于80年代。起初这两种理论研究的关系并不密切,进入90年代后,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转向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而第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