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周易》作为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涵育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学术,同时也从思维的深层影响着现代世界哲学与社会的发展。《周易》之所以对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在于它本身蕴含着的“动”的思辨和“变”的真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可以从这古老的哲学著作中寻求解释、寻找智慧、寻找到达彼岸的道路。《周易》把世界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故《系辞》称“一阴一阳之谓道”同时,《易》伴随“阴”“阳”而产生的“动”“变”又寓于时位(时间和空间)的变通中。《周易》昭示于人们的,要“变通趣时”亦即说这种变动又要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乃指在时空交变之中,既要执常御变,又要御变求常,这便成为管理之学的不二法门。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有自身的历史过程。当它发展到
简介: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的组织和社会都经历了一个从虚拟化到网络化的发展过程,也使虚拟政府作为一种生成中的政府形式而呈现了出来。当前,虚拟政府在组织方面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特征。就组织构图而言,在虚拟政府中,传统科层机构仍然存在,但其横向结构的重要性将超过纵向结构,从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分工—协作体系,而不是命令—控制体系。同时,任务型组织与行动者网络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使虚拟政府在整体上更具灵活性与开放性。就规则分布而言,促进性规则的比重和重要性都将大大增加,控制性规则则退而承担起一种保障性的角色,从而使虚拟政府的规则体系也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有机性。
简介:在工业社会,人们建立起了官僚制组织从而实现了有效地社会控制。可见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组织,并且在其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形成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模式。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但无法在社会管理中保持其优势地位,反而陷入了"控制悖论"之中,遇到了合法性流失的严重危机。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深层价值分析可以发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形式公共性"追求是产生"控制悖论"的根源。对于官僚制组织的这一"控制悖论",通过技术的改进去加以解决已经走到了极限,因而只有根据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特征去探寻新的替代性组织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统一。
简介:中国学者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学者一直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大多数讨论着眼于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家庭工业、专业化商品市场、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和传统的私人银行信贷系统。但很少人注意温州经济奇迹的一个显要特点:即“仪式经济”的复兴与扩张包括神灵崇拜、修建庙宇、生命周期家庭仪式、传统农历节日、社区宗教游行活动、佛教道教仪式、基督教教会、祖先祭奠、由宗教激发的为社区项目和慈善事业筹款活动、占卜和风水。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官员一向认为所有这些仪式花费都是“封建迷信”,“毫无用处”,“浪费”。但是,这些仪式花费在抗衡温州经济造成的个人财富积累,促进财富再分配和社区建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温州的仪式经济体现了乔治·巴塔耶所谓的追求“自主存在”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通过直接接近神圣的世界,来超越人世的羁绊。
简介: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是以往社会运动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那么,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本文把那些有意参与的人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本文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和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
简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印度经济不仅增速几经起落,而且增长的几个重要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正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增长模式出现的这些新交化,并探讨了变化本身可能对印度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5年之后,随着投资增速和在印度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消费已不相上下,但因其波动更为明显,使得GDP波动与投资的振幅更趋一致。与此同时,虽然按照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经济算不上是出口导向型,但是出口对于印度经济增长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贡献不容低估。最后,就是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发展制造业对解决印度庞大人口的就业、实现经济长久高速增长意义重大。总之,印度模式曾经有过的独特性正在变得模糊,它与传统的东亚模式渐行渐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