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伦理体现着国家、社会、个人在不同层面上的价值追求，规范着社会空间的秩序。在从传统礼俗社会的德性伦理转向为当前市场经济社会的制度伦理的过程中，需要把对伦理主体的内规性要求与外规性约束结合起来，持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奠定伦理之基的稳定作用；深入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发挥伦理之魂的引领作用；充分挖掘传统伦理精髓，加强伦理之根的固本作用；不断建立完善伦理制度，强化伦理秩序刚性标准；广泛选树先进道德榜样，彰显伦理示范效仿作用；营造诚信友善和谐向上的伦理氛围，从而规范并重建社会空间伦理秩序、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简介：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讨论,应避免立场先行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是两种理想型秩序观,分析各自的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认识秩序形成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德治在共同体中能发挥好作用,追求实质正义,倡导自律及重视实践者的德性。法治能更好回应陌生人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形式获得正义,以国家法为主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德治不可能在规范意义上取代法治。

简介：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不是纯学术之争。亚洲价值观不是所有亚洲人和亚洲国家一致认同的价值观,而是起源于亚洲的并且可能对亚洲的未来发展有益的价值观。亚洲人的需要就是亚洲价值观存在的价值。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以国家为本的亚洲价值观是否已经完成了由传统身份制国家观向现代契约论国家观的转变;亚洲价值观中,与威权主义的肯定的国家观相反相成的,无政府主义的否定的价值观的强大作用力,是否被我们认识;在儒家传统伦理所维护的＂三纲＂秩序被打破以后,我们能否建立不同于＂丛林法则＂的＂园林法则＂伦理新秩序。认清和解决这些问题,亚洲价值观才能成为亚洲发展的未来价值目标,反之则可能成为亚洲发展的障碍。

简介：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即开始了社会公共生活，经过千万年的衍生和发展，各社会群体均形成了自我特定的公共秩序规范体系，表现人类特有的德性与理性之美，维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社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社会流动的急剧变化，新旧秩序的交融与裂变，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公共秩序规约人们的行为，使社会公共生活保持在秩序之中。本文从分析传统到现代，从公共秩序是人类德性之美、人类理性之维、社会和谐之基、人类文明之要几个方面揭示了加强社会公共秩序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要途径，希望引起人们对公共秩序的高度关注，养成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习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简介：日常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道德秩序是如何可能呢?本文以先秦儒家的努力来尝试回答此问题:从先秦儒家对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的认识,道德秩序的建构所应对的"欲"、"恶"的基本焦虑,以及传统道德秩序的"仁"-"礼"运行模式等方面来见证日常生活世界道德秩序的稳定性和规范化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有一个自觉努力的建构的过程.

简介：中国古代对政治合法性的反思首先寄托于天命。夏商时期的天命是君主与天帝的契约，臣民只能承受命定的秩序。周公斩断天帝与君主的血缘联系，以德行来判断天命所归，实现天命不常与恒常的统一，而天命又只能通过民意得以反映，从而在天、君、民之间形成环形三角交互结构。周公试图用此在经验把握普遍必然，以现实参验的方法理解天、君、民、德等概念及天命唯德等命题，最终使理想政治只能寄托于“先王有德”的绝对，从而变成对现实等级制度的摹写。

简介：墨子的政治伦理是先秦思想界的一种独特存在。他从自然哲学入手，最后又回到自然哲学。这是先秦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天志”和“明鬼”为自然哲学基础；以泛道德主义“兼爱”和“非攻”为社会道德规范；以“尚贤”和“尚同”为政治伦理制度保障原则。墨子的政治伦理一直强调无差别、无等级的功利主义，没有实现个体道德价值的突破，也没有实现政治伦理的超越，最终走向了式微和衰落。

简介：“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提出时，有人担心这一方略是否会带来人治的后果，也有一些法学家则对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最好的治理方式是法治，因为法治实质是法律家之治，而且我们也可以培养充分而全面的法律人才，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简而言之，法治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相反，德治却不具有。所以“在法治正在全面推行的社会里，德治应该缓行”。面对这一质疑，伦理学工作者必须做出解答，当然这

简介：代孕,无论在生命伦理学界还是在生命法学界都引发了巨大争论。在代孕应否合法化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应合法化说＂与＂不应合法化说＂两种针锋相对的学说,这两种学说都基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相应的论据。立足于伦理与法律关系的角度,伦理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对于代孕的定位应取决于伦理对于代孕的定性。而在伦理上,代孕是一种违背人类天性的不合理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应当予以禁止。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孕规制立法来看,代孕应当为立法谨慎规制。当前,我国对代孕采取了完全禁止的规制模式,但在具体制度设置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简介：德性论的基本问题是：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规范论的基本问题是：一个人应当做什么以及应当怎样做?前者把道德落实于人的内在品质，后者把道德落实于人的外在行为。德性论关注的是人的内在品质，以人的道德品质作为道德评价的中心，是实质主义的；规范论关注的是人的外在行为，它不再强调人的内在品质，而以行为是否符合普遍的规范形式作为道德评价的中心，是形式主义的。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从德性论到规范论的转型，其积极的意义是肯定了个人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领域内的自我决定的权利，即肯定了个人的自由和自主，而将普遍性的规范限制在共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也就是人的外在行为的领域。但是，由于规范论仅仅关注对个人外在行为的约束和限制，而在关于个人追求自我完善方面保持沉默，就容易导致个人追求自我完善这一要求的丧失，而这也就意味者人本身的丧失。

简介：先秦儒家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之职业分工，四者之间的序列层次表征了一种以等级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模式。先秦儒家以“四民”职分之等级分殊作为这种秩序模式的内在价值支撑，这就使“四民”说具有了浓重的政治伦理意蕴。“四民”之伦理分殊中隐含了一条共同的伦理义务：“尽分守职”，对这一伦理义务的认同与遵奉不但可以使“四民”之伦理殊分殊得以强化，更可进一步对政治秩序构建达成支持。

简介：职业道德规范主体化机制探讨仲崇盛一职业道德这一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工作或劳动中的特殊行为规范的总和；另一方面，它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经过职业活动实践和职业道德理想、意志培训，所达到的表现在职业工作上的道德品质状...

简介：哈贝马斯把道德规范视为一种主体间性结构,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规范进行建构:一是在先验层面上,渗透重建后的理性即交往理性于道德规范之中,矫正其中的强制性关系和被扭曲部分;二是在现实层面上,通过相互作用建立理想的主体间性结构,依据角色结构的发展促使个体道德资质的形成,凭借原则提供道德依据和资源.哈贝马斯对道德规范的如此建构,确保了道德规范的可论证性和实践有效性,使道德问题重新诉诸一种更完善化的理性观念,最终使道德自我与相关他者实现内在的统一.

简介：<正>1991年6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伦理学会和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联合主办的“新时期道德规范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理论界、道德建设先进单位的代表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

简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时期。在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社会生活的深层次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甚至频繁地出现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

简介：在信息伦理学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有些学者将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非规范的伦理学来研究,而另一些学者则偏重于信息伦理学的规范性质.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规范学科,应当研究不同类型的信息活动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伦理问题,而不能成为计算机伦理学、媒体伦理学、生物信息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的集装箱.规范的信息伦理学可以参考义务论、美德论、效果论的分析框架,而且要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各国的信息伦理学有本土化的问题,但在全球性的信息沟通中,应当实现不同的信息伦理学的整合.

简介：本文深入分析了欧洲近现代民主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与规范伦理的具体成因、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并对二者的内在关联性进行了说明。笔者认为，麦金太尔在重建传统生活共同体基础上恢复古希腊美德伦理的主张只是一种道德乌托邦幻想，我们应当在努力完善民主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规范伦理类型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启蒙运动所开创的现代性事业，而不是一味地吁求回归传统。

简介：社会主义商业人员职业道德的性质、特点和规范王素华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坚持改革开放，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各行各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我国的商业人员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准...

简介：环境伦理是对传统伦理的新发展,拓展了传统道德人格概念的内涵。这种拓展意味着对道德人格的规定不能仅仅局限于人际道德的领域,而应扩展到自然道德上来。生态文明时代必然通过环境伦理这种新型道德形态来塑就人,而生态文明又必须通过生态人格来反映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内涵。

简介：择偶在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个体偏好并参照一定的标准来选择自己认为是具有＂优良品质＂的伴侣,而人类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则是挑选＂高品质＂配偶的有力工具。本文从Haidt的道德五基准理论出发,探讨道德规范与人类择偶标准间的联系,系统地阐述了道德的五个基准：伤害/关爱、互惠/公平、内群体、等级/权威和贞洁/圣洁准则对于个体择偶标准及心理的影响。未来研究应重视文化差异性、道德理论本土化等问题,并考察生理、心理和社会多方面因素对两者间相互作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