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一、引言新加坡元(下称新元)自1980年以来对所有其它主要通货都升了值。这是旨在使国内价格免受输入性通胀影响的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在1985年衰退之前,反通胀政策的负担依托在全国工资委员会规定的工资限制上。可是,由于劳力紧缺的市场形势以及国民经济中劳力较密集的服务部门比重不断增大,这一政策变得无法持续下来。尽管新加坡政府承认实际工资成本与国际竞争力之间有偶然的联系,随着经济的日趋成熟,它还是接受以其有限的影响货币工资的能力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正是根据这一背景,汇率成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国内价格稳定则是其最终目的。
简介:对于处于战略防守方的中国而言,越是要向外拓展软实力,就越是要重视挖掘自身的凝聚力。凝聚力与软实力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均源于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尽管其着力点不同,却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潜力。应当注重从外人的眼光来反思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对中国是凝聚力的东西,对外人往往就是软实力。中华民族延续不断的历史,其“衰而又兴”的凝聚力,正是中国最柔韧的软实力。国家统一与地方文化多元发展的和谐共存,其“和而不同”的凝聚力,正是中国最亲和的软实力。即使共同经历的灾难,也会不可思议地加深各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因为正是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才会同甘共苦,共同期待未来。但是,从“协和万邦”古老理念到倡导“和谐世界”新国际安全观,并不一定意味着皆大欢喜的和平红利,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危险,因为对西方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不应只是怀柔感化作用的代名词,还应包含和体现敢于力抗强者、主持正义、维护公正等精神内涵与道德形象,当然,这就更需要自身具备坚不可摧的凝聚力。
简介:本文利用DEA-Malmquist法,对1980—2011年间东盟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成分进行测算,并对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观察期内(1)除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全要素增长率为负外,其他东盟国家均为正。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就本文样本来说,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2)1984—1986年、1996—1998年以及2002—2004年期间东盟整体出现了3次较为剧烈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3)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贸易投资增加,东盟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性。
简介:欧盟成立十年以来,基础性务约的制定和修改出现了加速的趋势。本文以欧盟通过修约的方式寻求提高整体竞争力为假设,对包括制宪在内的四次重大修约作了简要的讨论,解释了欧盟加速修约的主要原因。欧盟频繁修约说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最终目标,它主要是对环境变化所造成压力的反应,旨在提高欧盟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正由于缺乏前瞻性和发展目标的清晰性,欧盟不得不提高修约的频率满足来满足变化的需要。宪法草案的“触礁”本身也反映了大家对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认识上的不一致。未来的欧洲一体化应该避免多元多速趋势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国际竞争中避免走“刚性”竞争和“权力硬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