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6年11月,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提议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中方回应愿就此展开政府间研讨。本文在介绍有关中日FTA动议基础上,通过分析这一进程给中日两国乃至东亚地区带来的传统与非传统收益,说明启动中日FTA进程的必要性,并结合阻碍谈判的主要因素分析其前景及中国应采取的策略。
简介:进入21世纪以来,武装无人机成为新军事技术的象征,理解其军事和战略影响成为重要的课题。在既有的讨论中,支持者沿着功能本位论证无人机让战争变成了精确的外科手术,质疑者从价值本位批评它将战争变成了暗杀。两派在争论中各执一端,但都共享了将无人机器物化和静止化的预设。这些技术预设限制了我们对无人机变革与战争关系的思考,为此,引入技术社会学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概念。该概念认为技术不是静止的,一直处在变革中,技术变革不是器物的变革,是与器物相关的系统变革,是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以此观之,无人机不是单独的器物,而是一个与社会无缝连接的系统,其演化的动力是技术利基、客观环境和社会制度三者相互作用,它经历了诞生、发展和制度化三个阶段。当前,无人机系统正处在制度化阶段,它与既有制度在资源分配、独立建制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冲突和融合。如果没有技术突破和战略环境的剧变,这种冲突和融合将会长时间存在,这决定了当前无人机战争的含混性和复杂性。社会-技术系统的视角有利于思考技术变革和战争变迁的复杂性,并为应对未来的无人机战争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
简介:对于东南亚地区新兴民主国家或者正在历经民主化的国家而言,通过宪法改革进程实现文官对安全部队的控制,一直是一项重大挑战。政府试图建立或巩固文官控制体系,但往往会遭遇政变或者政变的威胁。要想把约束安全部队冒险主义的法律条文正式写入宪法,总会要做出各种妥协,多则授予军队相当程度的决策权,少则给予士兵刑事追诉的豁免权。最终,要用宪法把安全部队与政治生活融为一体绝非易事。本文以两个国家为案例,对“有缺陷的民主”(“defective”democracy)问题进行探讨。在这两个案例中,安全部队均已按照文官执政的宪法框架朝向更加融入的格局发展。本研究提出了4个问题。首先,在文官领导的宪政之下,安全部队是怎样实现体制化的?其次,他们的历程有何不同?第三,目前安全部队又在多大程度上被授予各不相同的权限?第四,基于过去的经验,文官控制制度怎样才能长久持续下去呢?本文认为,宪法变更通常应征得安全部队的同意,而不是文职官员们的非正式谈判和妥协。而事后,最初的谈判可能或多或少遭到安全部队的干预,这是基于3个变量:独裁主义传统不改,文官群体相对一致抵制安全部队,以及环境威胁。
简介:新中国建立后不仅国家的对外工作开始关注东南亚问题,而且与东南亚相关的髙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也得到髙度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先后成立,开启了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建设的先河.尽管“文革”初期各研究机构均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但在1972年后各项复建工作又先后开展.1978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正式成立.1984年暨南大学、厦门大学获批专门史(中外关系史)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培养国内首批东南亚史和华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人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再次进入发展时期.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创设和发展,推动了国内东南亚和华侨问题研究,为新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和侨务问题研究培养了研究队伍,为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多学科发展和进一步繁荣创造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