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第一章总则第一条公民住宅的权利。公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建造自己合法的住宅或租用他人的住宅。并有义务依照公共生活规则使用住宅,维护卫生和环境。住宅使用规则由部长会议颁布.第二条住宅所有权的承认和保障。国家承认和保障个人和集体的住宅所有权。但土地归国家所有。

简介：日本、新加坡、泰国的住宅金融亦冬为深入研究探讨我国住宅金融的新体制，推动住宅金融业务的开展，加快住宅制度改革的步伐，现将日本、新加坡、泰国的住宅金融作一简要介绍，以供借鉴和参考。一、日本二欢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住宅严重短缺，１９４５年缺房４２０万套，在...

简介：经济一体化对欧盟福利国家的功能，传统就业模式等方面提出了严峻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欧盟各国做出了积极的反映，但修补性的措施不足以解决本质性的问题，要摆脱福利国家危机，将面临着一些重大的福利体制融合与革新。

简介：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简介：<正>长期的殖民统治,严重地破坏了印度民族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印度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独立初,印度城镇中住房短缺的现象就十分普遍。独立后,随着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印度的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给城镇住房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也给印度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带来重要影响。独立后不久,印度政府就注意到城镇住房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由于城镇住房问题的恶比及其影响的深化,八十年代特别是近年来,印度政府实行了一些更为积极的政策措施。尽管未能从根本上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处于一种大变动、大动荡的局面之中。本文沿着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梳理了与之相对应的美国一塔利班关系走向的3个阶段，即间接支持及有限接触时期（1994至2001年）、严厉打击时期（2001年“9·11”至2009年初）和交好“温和塔利班”、打击极端塔利班时期（2009年迄今）。国际社会已进入“一超多强”且“一超衰落”的新时期，美国－塔利班关系的未来走向与公正舍理中东政策的制定以及引导伊斯兰世界融入国际体系这两大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

简介：2011年，美国总体实力继续在相对衰退的轨迹上继续下滑，全球战略呈总体收缩态势，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的主导进一步削弱。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对国际体系重组仍拥有其他行为体所没有的影响。在某些领域（如军事安全）和某些地区（如亚太）仍有局部进取。2012年及以后。美国及西方大国和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将进入深度磨合期，中国需要在美国大选期间提高理论和战略自觉。重视政策策略运用。注意舆论动向和导向，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并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简介：2005年，多边外交舞台异彩纷呈，各种多边外交活动异常活跃，围绕联合国改革、国际秩序建设、多边贸易谈判、非传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以及朝鲜与伊朗核问题、欧盟东扩、中东安全等地区热点问题，各种行为体积极发挥作用，继续展开竞争与合作。单边与多边、单极与多极的斗争仍激烈异常，美国单边主义受到了更大的牵制。发展中国家运用多边外交增强自身实力，加大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国多边外交也卓有成效。

简介：奥巴马执政以来,面对中国崛起的势头,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追求战略上的再平衡。这一政策举动实际上是通过在安全与经济两条同步进行的路径推进的。一方面,美国强化了亚太地区既有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推广经济规则的形式增强对这一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最突出的举措就是通过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这一系列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学术界分别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内容相近的结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立足于联盟经济理论,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安全事务与经济合作进行研究后发现,随着美国联盟体系安全效果的增强,其所发挥出的联盟经济效果也愈发明显,这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形成了潜在的挑战和冲击。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和冲击与安全上的挑战和冲击相比,其表现虽不甚明显,但是它的影响和冲击恐怕会更深入持久。因此,我们应通过安全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全面审视中国的周边战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

简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及西方大国的殖民扩张，19世纪中期世界性的国际体系开始形成，至20世纪初，“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依靠掠夺世界领土、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伸展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世界联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①，此时形成的全球性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中国自19世纪中叶世界性国际体系开始形成之际即与之发生联系，至今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

简介：中国目前已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正加速融入国际体系，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也随之解决。本文区分了“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内涵，认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在国内则尚未解决，甚至还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此基础上，文章就中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

简介：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简介：亚洲货币危机发生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发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经过日欧美三方3年的协商，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迈出了艰难的改革步伐。本文将对改革的三个进程和发展趋势作一评述，并从中提炼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影响国际势力组合的新因素及其外交启示。

简介：文化以价值观为核心。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经历文革和近年来片面强调经济优先发展，传统文化和基本信仰有所失落。无论是传统价值观或革命价值观，均面临其他价值观的严重挑战。中华传统文化却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得到更多的推崇和光大。华侨华人在保持传统文化优秀因子的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因子，形成兼具中西文化特质的华侨华人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很大程度上具有普世价值，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信息操纵是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无论是美国的安然丑闻还是韩国的SK事件，都是管理层利用私人信息优势进行信息操纵获取超额利润的典型案例。为防止证券欺诈、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保证证券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各国都把信息披露监管(DisclosureRegulation)作为证券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英国是世界上最早以法律形式对信

简介：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国际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也引起国际防止核武器扩散领域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总体上看，现有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遇到了严峻挑战，形势令人关切。

简介：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在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我们应当遵循运用这一方法，即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联系，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原则．建立再现国际关系整体、揭示其演变规律的范畴体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特有的逻辑行程，我们必须准确地确定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以及逻辑终点。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应以主权国家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动因、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演变为逻辑中介；以对国际关系的运动发展以及冲突与合作的理论概括与规律性说明为逻辑终点。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还必须综合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

简介：金融危机既给国际安全体系的重大变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挑战。首先。安全威胁重新排序：非传统安全威胁进一步上升，并开始由反恐安全转移到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主题。金融危机背景下。传统安全威胁仍然严重存在，但非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上升。而且由恐怖主义迅速扩展到气候、粮食、能源以及经济、金融等领域。金融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上升。

简介：中国经济崛起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和补充,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体系的终结？这是过去三十多年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学术命题。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出发,对世界体系在过去500年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500-1750/1800年重商主义阶段主要基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1800/1850-1914/1945年的自由主义经济阶段主要基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而1945-2030年的混合经济阶段则主要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与金融＂、＂科学与技术＂、＂国际制度与机制＂是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四大基本动力。世界体系是过去500年每个国家兴衰的背景,而中国过去30年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不断融入这个延续至今的＂世界体系＂,所以,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主要来自于世界体系以及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简介：作为一个海洋强国,美国积极维护“基于法理的海洋体系”,这是其领导世界、主导国际体系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立国开始,美国就努力影响海洋秩序制度化,伴随着国家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持续演进,美国的角色逐渐发展为引领海洋秩序制度化,与此同时,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又游离于全球海洋秩序的法理安排之外。这一行为事实上存在着内在矛盾,也给全球海洋秩序的穗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要采取以下路後来持续推进其充满矛盾的维护“基于法理的海洋体系”的理念:一是通过国内立法对国际规则产生示范效应;二是积极推动并试图主导国际海洋法会议;三是以海上力量为基础构建对己有利的海洋体系;四是实施“航行自由”极化应对海洋挑战;五是介入东亚海洋争端,对地区强国的崛起施加国际法理压力。系统性梳理美国维护“基于法理的海洋体系”的历史行为,有助于为中国参与构建更加合理、规范的海洋秩序提供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