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证人豁免制度作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的产物,其对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必不可少。美国立法历经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的绝对保障,到罪行豁免,再到使用豁免的沿革过程。从美国司法实践而言,证人豁免制度经历了从控方证人豁免到辩方证人豁免的发展历程,并且正式证人豁免和非正式证人豁免并存。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贿赂犯罪中,出现了类似于证人豁免制度的做法,但这种不具备实质性的做法只是追诉机关打击犯罪的工具。我国刑事法律并未规定证人豁免制度。我国应在借鉴国外证人豁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式的证人豁免制度。

简介：意大利在国家豁免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为数不多的从19世纪就坚持“限制豁免论”的国家,在成功地引领了“绝对豁免论”向“限制豁免论”的转变后,意大利又开始挑战它原本的主张.在最近的一系列战争损害赔偿案件中,意大利认为国家豁免构成了人权保护的障碍,并因此否决了德国的豁免权,甚至执行了德国的国家财产.尽管意大利的法院在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时一直采取这样激进的做法,但是当意大利在国外被起诉时,它却会主张最大程度的豁免.因而,意大利对国家豁免问题的立场在对内层面和在对外层面并不一致,其目的是实现对国家利益的保护.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对部分罪名的修订与《律师法》再修改的趋势成为讨论辩护律师豁免权的实务背景。言论豁免权作为辩护豁免权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在我国已有规范表达，但是，在借助刑事诉权理论对辩护豁免权的属性予以研判后不难发现，庭审实质化背景下的言论豁免权条款不仅应当赋予更多内涵，也应对其行使场域及例外情形作出学理上的解释。同样，从与亲属拒证权在程序价值层面的相通之处切入，可以为律师拒证权的存在提供合理依据。立足律师业未来的发展格局，从行业管理与自治的角度引入律师协会的纪律惩戒程序，针对豁免例外的情形构建辩护追责的制度体系不失为有益尝试。

简介：联合国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豁免，是《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及有关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的一项国际法律制度，这项制度美系到相美国际组织能否享有豁免以便履行职能和实现目的。同时也关系到与国际组织有关的其他各方，尤其是与国际组织交往的私人在国际组织一旦侵犯其权利的情况下能否得到救济。因此，国际组织放弃豁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联合国豁免的放弃必须由其有权机关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不论是民事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其豁免都是可以放弃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放弃豁免的权利。同时也构成其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

简介：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是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有关该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和外交豁免的理论依据各异。职能必要理论是国际组织享有豁免的主要理论依据,同时国际组织豁免存在的其他理由是对职能必要理论的补充。明确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有助于国内法院在裁决涉及国际组织豁免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作出正确的法律推理,在国际法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对国际法上三种豁免制度的理论依据作出清晰界定。

简介：我国的检察官豁免权虽然受到学界的忽视,但其事实上是检察官身份保障制度的重要一环。我国的检察官豁免权由民事责任豁免权和司法责任豁免权构成,其中民事责任豁免权保障了检察官的办案积极性,而司法责任豁免权则保障了检察官的办案独立性。我国应当将检察官豁免权的概念在法律中明确,并完善相应的豁免权行使机制,以更好地保障检察官的权益。

简介：(一)刑事辩护业务的特点要求律师享有辩护豁免权。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是凭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自由职业者，他们相对独立于国家机关，具有不受官方干预的独立性。在刑事辩护中，律师的职责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法律

简介：普遍性管辖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豁免,豁免权的存在也不意味着绝对不受惩罚。目前国际法的发展还不能超越当今国际社会以众多主权国家平等共存为特征的基本结构,行使普遍性管辖权只能在当事人国籍国明示放弃豁免的条件下才能实施管辖。在否定普遍性管辖原则优越外交豁免规则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实践中被追究反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战争罪等严重国际罪行的往往又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等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对于这类有能力掀起并达到破坏世界和平和安全,严重危害人类的主权代表者决不能姑息放纵。在国际强行法犯罪中,被害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属于第一序位的自然权利,为了匡扶正义,必须贯彻有罪必罚原则,有罪不罚是国际正义的天敌,是暴虐世界的瘟神。今天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体系与安理会行使《宪章》第7章职权的有机联系为国际社会打击严重的国际罪行提供了一条法治的惩治途径。

简介：精神障碍豁免(InsanityDefense)是一种刑事责任的辩护事由。不同时代,精神障碍对于刑事责任有着不同的影响。刑事古典学派将犯罪的原因归纳为人的自由意志。而近代犯罪学派则着重考虑精神障碍犯罪人的社会危害。在此基础上,20世纪的英国法院发展出野兽检验、麦纳顿规则等一系列判断精神障碍的标准。而在美国的法庭之上,精神障碍作为影响受审能力与实质能力的抗辩事由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举证责任作为一种平衡实体法律与大众感情的调节器,在欣克利案件之后发生了有利于公共安全的变化。

简介：国有船舶管辖豁免经历了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以来，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判例、国际条约等实践将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排除在管辖豁免的范围之外。但在对国有船舶豁免范围予以限制的同时，应当注意明晰以下三个问题：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应当依据船舶的用途来界定；国有企业对于所经营的国有船舶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国有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一国法院不得任意扣押与当事船舶无关的其他国有企业的船舶。

简介：美台双方互派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的特权与豁免，是美台“实质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和台湾“驻外机构组织通则”为依据，双方互派办事机构并签订“1980年协定”，对互派办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的特权与豁免做了详细安排。2013年，双方又重新签订该协定，大大提升特权与豁免待遇。尽管对比《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相关规定，美台“2013年协定”约定的特权与豁免待遇与国际标准仍有一定距离，这也是台湾的现实地位使然，但这种以单一事件为契机，逐步推进“实质外交”的举动值得警惕。

简介：

简介：<正>目次一、对患者已知事实的告知义务豁免二、存在紧急情况时告知义务豁免三、医生的医疗特权对告知义务的豁免四、我国现行法关于医疗告知义务豁免之规定述评医患纠纷中,医师的诊疗行为属于专业行为,在过失的认定上,常常由于专业标准的难以确定、专家证据的不易获得而难以实现。因此,晚近以来,医疗过失逐渐发展出新的诉讼类型———"告知后的同意"。所谓"告知后

简介：<正>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享有广泛的职权,其权力行使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普通公民都有重大影响。笔者认为,对检察官的权力,一方面要注意避免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其积极行使权力,并留有一定的责任豁免空间。这种责任豁免,不是赋予检察官逃脱法律制裁的特权,而是要着重维护社会稳定和打击犯罪。对检察官来说,"责任承担"与"责任豁免"之间

简介：限制和促进竞争是政府不可或缺的两种权力,反垄断法对政府限制竞争行为的豁免制度确定了这两类国家力量的基本界限。本文通过研究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和实践,提出反垄断法对政府限制竞争行为豁免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内容,并指出中国反垄断法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关注的理念和细节。

简介：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同时也赋予了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应适当拓宽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主体范围,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免除近亲属的作证义务,以维护证人的权利。

简介：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均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否应当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针对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前景堪忧的状况,我国律师界和法学理论界早已提出这一问题,且大多持肯定意见。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其有明确的法理依据和现实依据,我国是否应当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已经成为立法与司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简介：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关于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各国实践始终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立场的对立和分歧。不过，限制豁免主义正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占据支配地位。我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传统立场有待调整，在未来的国家豁免法中可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

简介：有关国家豁免与国际强行法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早已有之。随着人权保护观念的兴起和普遍管辖原则等理论的发展,国际强行法规则如禁止侵略、奴役、贩卖人口、酷刑、种族灭绝、种族歧视与隔离,对国家豁免理论普遍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挑战。然而,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却罕见作出基于国际强行法的判决,国家豁免的优势地位似乎依然牢固。本文拟从国家豁免理论的基本概念及演变历程入手,论述近年来因人权保护观念的兴起和普遍管辖权等理论的提出对国际强行法与国家豁免之间关系的冲击和影响。同时,通过联合国国际法院德国诉意大利案等判例以及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豁免无冲突的角度,详细阐述国家豁免与国际强行法二者的关系,并得出两者并不矛盾、可相协调的观点和结论。最后,笔者对国际强行法与国家豁免关系的发展方向作了展望,并对我国应如何在坚持绝对豁免主义与保护人权二者之间作出平衡的问题上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简介：从表面上看,特许经营所采用的分割销售市场、固定转售价格等措施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但是其具有享受豁免的理论和法律理由。理论的理由在于特许经营本身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其发展仰仗于这些措施的采用;法律的理由在于《反垄断法》提供了多种豁免条件,可以适用于特许经营。但特许经营在反垄断法上的豁免存在例外,《反垄断法》调整特许经营应当谨慎并保持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