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笔者以为，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在人代会上进行满意度测评与法无据。地方组织法第八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15项职权范围已经做出明确规定，并没有人代会可以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的规定，其他法律法规也没有类似规定。在人代会上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票决测评，固然可以加大代表建议办理力度，增强建议办理实效。但是，人大工作具有很强的法定性、程序性和规范性，无论是人事任免、监督工作，还是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等，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简介：笔者认为．代表在参加人代会议或者视察工作时．针对“一府两院”工作方面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大都属于一般性局部性工作方面的问题．不需上升到提请人代会进行审议测评。一是不在人代会审议议题的范围内。根据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十五项职权，大体分为保证法律法规、人大决议及计划预算的执行权．审查批准权．重大事项决定权，选举权，监督权。保障各项权利等。

简介：首先．笔者认为，人代会上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是可行的。因为，虽然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法律明确规定人代会可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然而代表法关于“人大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必须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的具体规定，却把代表依法履行的建议提出权和同级有关机关、组织必须依法办理的责任划分得可谓尤为清楚。

简介：在当今社会大力倡导降低未成年人案件羁押率的背景下，鉴于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其羁押率并不是越低越好，尤其是并不必然应当低于成年人案件的羁押率。未成年人“羁押率”高的原因在于国家较之成年人案件往往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介入的范围更加宽泛，其中人身拘束措施作为非常有效的一种干预手段，不仅要承担保障诉讼的功能，同时还有教育、辅导、考察等功能。应针对未成年人不同性质的行为，明确国家责任，改变过窄的司法保护模式，尤其对于社会危害性很大的校园欺凌问题，应采取更有进取心的司法干预措施。

简介：笔者认为，在人代会上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的做法不妥．有失公允。不可否认，在人代会上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通过对代表建议办理的测评，改变一些部门和单位对代表建议办理不够重视的状况．调动提建议代表的履职积极性，推动代表建议办理取得更大成效。但笔者认为其有两个弊端：一是容易导致以偏概全，因为并不是所有代表都能知晓每件建议的具体内容及办理成效。

简介：<正>上述六个统计指标,其资料分别来源于国际刑警组织的《国际犯罪统计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世界银行图表集》;联合国国际劳工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所属时间是1983年。经过运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犯罪率的高低受其历史的悠久,国民的富裕程度,人口过剩等因素的影响,这种说法有待深入研究。统计分析指标显示:五种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都十分微小,理论上甚至可以说没有影响。

简介：山阳县教体局在市教育局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中省市教育工作会精神和县委、县政府关于“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幸福山阳”决定统揽全局。以“双高双普”和省级教育强县创建为抓手，围绕“教育质量”和“安全育人”两条主线，重点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突破发展，学前教育高起点发展，素质教育深入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特色显明。重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教育质量持续提高。

简介：作公众满意度调查是法治政府评估体系中的重要指标之一。课题组在我国53个较大的市的政务中心、信息公开场所及商贩聚集地等场所向市民发放《法治政府建设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并对回收的5300份有效问卷（每个城市选取100份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53个被测评的较大的市公众满意度调查平均得分率仅为59.34%,有29个较大的市公众满意度调查得分未及格。总体而言,公众对政府在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以及便民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并不满意。因此,政府在加强法治政府制度建设的同时,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并着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效果,提高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满意度。

简介：窦旭民同志原在咸阳市渭城区检察院任检察长，曾带领该院全体干警努力拼搏荣立集体一等功，并荣获全国先进检察院称号，两次荣立个人一等功，一项荣立个人三等功。

简介：根据地方组织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或乡镇人大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实践证明。由全体代表在人代会上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能改变有关机关和组织办理不力的状况。效果也不错。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合理。

简介：随着“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政策的提出，调解从上到下正进行着一场复兴运动。“重调轻判”、“以调代审”、“久调不决”、“模糊调解”等不当调解行为，加之民事纠纷数量的迅猛增长以及约束调解程序制度的缺失，民事案件调解率的上升并未缓解不堪重负的执行压力。当越来越多的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调解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也如同判决一样出现了“执行难”的问题。本文基于诉讼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现状的考察，对不当调解的概念及类型进行了界定与划分，进而多角度考察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规制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