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财政分权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地方财源建设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及其行为模式选择。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地方税权较为薄弱，且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明晰的财权与事权划分和规范的博弈平台。这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得不到稳定保障，难以较好地承担提供本区域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在现有制度框架的激励下，地方政府为获得必要的财力，一方面扩大了非税收入的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等渠道隐性负债，造成地方债压力剧增。着眼于国内外形势，目前暂不宜放开地方发债权，而应优先明确事权，围绕“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来进行地方财源建设，进而推动科学财税体制与现代财税法制的建立与完善。

简介：浙江沪鑫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7年，由建筑房地产领域著名律师林镥海发起创立，在上海设有分所。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沪鑫所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和长三角地区建筑工程与房地产法律服务领域最优秀的法律服务团队之一，业务重点已从浙江、上海、江苏地区逐步覆盖至全国，被50余家特大型民营房地产、建筑施工企业聘请为常年法律顾问。

简介：一、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一）弱势群体的界定弱势群体的产生和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思想渊源，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在欧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文献中，弱势群体主要是从丧失劳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的角度界定的。美国社会工作专家罗斯曼认为，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生活机会所造成依赖的人群，它们包括身体或精神残疾的人，年老体弱的人，受离婚、吸毒、暴力和儿童虐待影响的青少年，他们与劳动市场竞争和社会生活的能力受到显著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美的有关文献中，还有一个与弱势（vulnerable）一样经常出现的相关词汇——劣势（disadvantage），劣势的主要对应词是优势（advantage）。劣势群体（disadvantagedgroups）主要是指那些长期处于系统性、结构性不利状况的群体，这种不利状况主要表现在社会不平等程度上。欧美学者在实证研究中，界定劣势的角度和标准多种多样。一般说来，身份地位和社会阶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种族、民族和肤色，甚至地理区域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和界定角度。显然，在欧美社会政策文献中，弱势和劣势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截然不同，但广义的弱势群体可以包含劣势群体的含义。

简介：从分析京津冀城市安全面临的四大挑战出发,探讨了警务挑战背后的警务格局,提出了警务治理逻辑转型和警务供给改革的思考方案,最后为警务社会化服务京津冀城市安全建设提出建议。由＂安全民心＂缺失展开,指出了传统警务＂围墙治理＂和单主体治理的问题,提出了开放治理和双主体治理的理念,倡导增加警务社会供给,推动新型警务社会化建设。警务社会化服务京津冀城市安全建设建议包括：构建统一的警务社会化市场,以项目制推动警务社会化合作开展,建立统一的警务社会化职业标准,构建合法规范的竞争运行机制和建设与公安机关良好关系。

简介：在符合时代潮流的经济思想影响下,宋代没纳入官的户绝田通过多元化流转,成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实现了'尽地力之教'。户绝田流转收益作为宋廷的杂税收入,常用于移助常平籴本或赡学赡军,由此推动了宋代赈济制度的发展,加强了学校教育的物质保障,缓解了军费不足的窘迫状况,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同时,宋代户绝田的流转对宋代财税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推动并实现了户绝田财税收支的法制化管理,而且促进了宋代役法的实施与改革。因此,研究宋代户绝田流转及其对财税法制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上述主题展开讨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简介：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三地人、财、物等各类生产要素流动加速,区域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积极顺应区域协同发展的大局,共同打击妨碍协同发展的各类犯罪活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特别是三地睦邻检察院,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深化区域检务协作,探索符合区域一体化定位和要求的检察服务保障工作路径,努力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共赢的检务协作新机制,充分发挥与拓展检察职能,为区域经济社会营造有利的法治环境,更好服务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

简介：京津冀法院之间在律师调查令方面建立起相对统一的签发标准,形成相互认可和接受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司法,提升案件质效及区域司法公信力。全国各省市均有律师调查令的实践,但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理论基础欠缺深入研究,试行效果缺乏持续性跟踪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制度在京津冀地区的统一推进。以天津法院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规定为样本,从理论基础、实践现状、成效反馈、客观反思和未来展望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提出构建三地协同协作的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构想。希望通过三地共同努力,建立跨域权益保障和沟通交流机制,并推动立法机关协同立法,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提高律师调查令的法律权威,更好发挥其制度效用。

简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于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城乡资源要素对接对流。通过农地经营权信托和农产品消费信托的复合构造,将京津具有优势的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优势有效对接河北优势的农地和劳动力资源,不仅优化农业要素资源配置,亦连接生产和消费、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但是作为制度创新,既有立法对其付之阙如,当务之急是夯实法律根基,着眼于信托财产登记、受托人风险保障和激励机制等制度构建。

简介：文章提出京津冀协同保护大气环境的十大对策建议:协同制定保护大气环境战略;协同建立组织和政策形成机制,强化协同保护;协同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协同立法,使京津冀协同保护大气环境有法可依;协同执法,统一环境执法标准;协同司法,统一三省区的环境司法标准;协同进行守法宣传,共同保护大气环境;协同强化机动车尾气排放的管控;协同管控“小散乱污”企业与农村燃煤;协同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简介：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区域环境差异与独立的背景下殊难发挥预防作用与指引功能,相互迥异的地方环境标准、缺乏协调机制的环评合作方式已成为推进环境治理一体化的阻却因素。当下亟待借鉴欧盟环境影响评价立法模式：即欧盟层级立法以及以欧盟环评指令为基础的成员国国内立法之＂欧盟——成员国＂二元架构,将环境影响评价的落实依托于区域联合立法路径之上,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总纲,创制京津冀《区域联合环评规章》并辅之以针对特殊事项的相关配套立法,从而形成三级环评法律体系,以协调地方环评法规制定与实施的区域适用,实现京津冀环境治理一体化。

简介：京津冀三地的应对气候变化规范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当前相对孤立的规范制成方式与管理机制模式使得京津冀地区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实际效果欠佳。因此,应摒弃当前“碎片化”的治理模式,强调“府际协同”为三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回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先例,奠定法律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根本地位,以回应《大气污染防治法》之要求。在京津冀协同立法机制初步建立的背景下,借鉴以往三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规范协动的实践经验,适时开展“京津冀协同应对气候变化条例”的制定工作。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拓展协同立法范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简介：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但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电子产品犯罪、扰乱社会秩序是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重大隐患,而电子证据就是此类案件中重要的证据。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类型,需要符合自身特点的证据规则。分析京津冀三地的样本文书发现,在刑事裁判文书当中对电子证据采信的论证说理不够充分,为此建议确立体系定案机制,形成物理空间相互印证、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印证和虚拟空间的相互印证的三个层面。提出构建电子证据量化采信标准,给每一个电子证据设定分值,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加减分,将结果与设定标准相比较,确定是否采信。

简介：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京津冀区域司法协同治理，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司法发展呈现差异化、失衡化形态，这必将影响区域司法协同治理的实效，三地法院裁判规则的冲突、“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审判监督指导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司法裁判权威性受到质疑。以近年来天津法院司法标准化改革实践为样本，探索实现京津冀区域司法裁量标准化的可行路径，即确定司法裁量标准化的种类和内容，制定实体性裁量标准的方式，加强参考案例研究，加大京津冀法官培训交流力度。注意客观面对三地法院的司法差异化现实，防止不当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避免忽视事实认定的裁量标准化。

简介：基于互联网提供劳务是否应认定为劳动关系,司法实践中存有分歧。作为此类争议的典型代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判决Uber公司与司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其所依据的Borello测试体系并不代表美国法判断劳动关系的标准。成文法国家提炼＂从属性＂概念并构建相应的审查标准,且通过司法经验已形成裁判要点。在我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不应当认定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属于劳动关系。面对互联网的发展,劳动法的适用范围需作动态调整,同时应避免劳动关系的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