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世界各国刑法的反恐立法,具有浓烈的叙事性色彩,显性或隐性地贯彻＂敌人刑法观＂,为迎合被害人和公众而进行象征性回应。基于严密防御恐怖犯罪的保守策略,刑法反恐立法重塑了有罪本质和潜藏于刑法体系下的打击目标,重构了安全保护之实现方式,改变了刑法立法正当性的根据。高压打击和严密防御策略对控制恐怖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以＂安全＂为帅,不顾刑法基本原则的一致性,进行非理性扩张,不断挤压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导致其越界。在法治语境下,以刑法这种法律手段反恐必须守界：在合法性诉求上,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在宏观层面,应遵循法治精神,谋划正确的指导理念,追寻德性以矫正和消解不断膨胀的工具性价值取向;在微观层面,既应针对恐怖行为的共性,构建一般性限制原则,又应针对不同恐怖行为进行类型化,重视其个性,构建特殊限制原则。

简介：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是规范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内容。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可以从其实体法、公司章程和法律救济等三个方面进行划定。实体法介入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减少实体性规定，增加程序性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公司章程约束的主要完善对策除了要增加章程的类型，提高章程的灵活性外，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分配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固化股东权利。法律救济的完善则应着眼于商事审判理念的确立、经营判断规则的引入和专任商事陪审员制度的建立等几个方面。

简介：网络监督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言语力量,网络监督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体现出相当的局限和混乱——公法领域存在的弱化和局限以及私法领域表现出的行为与言语上的失范。有鉴于此,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应遵循一定的法律边界和相关原则。

简介：知识产权的外部边界在哪里？内部边界又怎样划分？知识产权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以及知识产权法内部之间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有,在哪里？如何划分？如果没有,需不需要明确划分？如果需要,为什么？有没有可能划分清楚？如果不需要,又是为什么？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并且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本文旨在把这些＂混乱＂的境况呈现给读者,由此激发大家一起来分析产生这个境况的原因,并探讨改变这一境况的可能之方案以及知识产权未来发展的前景。

简介：私力救济是指权利主体不借助于公力，单纯依靠私人的力量保护与实现权利的方式，私力救济的制度化是符合社会实践的立法选择。民事私力救济边界的制度重构涉及民事私力救济制度边界、正当性边界的双重制度建构。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以私权的保护与实现为中心，采取一般条款与类型化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法律技术层面，遵循体系化和可操作性的要求，通过法律政策考量和制度创新，促进私力救济理性规则秩序的建立。

简介：由于事权财权不匹配等原因，加强地方财政自主权已成必然之势。不过，地方财权的制度建构应基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充分考虑到中国国家治理、宪制框架以及财税法自身的功能特性，还应注意制度协调和地方利益平衡等因素，这些方面均会不同程度形成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约束。考察这些约束条件，有助于从反方向明晰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避免制度建构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简介：隐私侵权抗辩是合法侵犯个人隐私的正当理由，包括三项：信息已披露、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信息已披露意味着“再传播”原则上合法，但受“被遗忘权”的限制。公共事件关涉公共利益，公众有知情权；刑案记录构成公共事件，犯罪人原则上无匿名报道权利；采访自由、报道自由等言论自由合法触及隐私利益时亦应有度。公众人物私生活原则上应受保护，例外才不予保护，尤其是图像报道而非文字报道时应更为慎重。公众兴趣和公共利益均非抗辩，但后者是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两项抗辩的深层理由和衡量标准，公共利益（信息利益）与隐私利益在个案衡量时应考察信息主题、利害关系人公职身份和知名度、侵害方式、侵害领域等八项因素。

简介：权力与权力主体的特性表明合理界定权力边界具有必然性与必要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政府经济权力缺乏合理的界定相关。政府经济权力的边界包括价值边界和事实边界。首先，经济权力的产生动因以及控制经济权力的目的表明政府经济权力应当以经济权利为价值边界。其次，市场容量和社会容量的客观存在表明政府经济权力所辐射的经济领域包括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市场机制失效的领域以及经济自治力量所不及的领域。同时，政府经济权力的行使应当遵守法定性、公开性、中立性和可诉性规则。

简介：这是一起拖了三年而不能审结的简单刑事案件。现在.几名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时间已经超过他们可能被判处的的刑期,但案件仍在公、检、法三机关间“打转”。

简介：<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125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审理该案的审判组织直接予以判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3款又规定:"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是说,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成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由审理该案的审判组织直接以判决的形式追究其刑事责任。显然,上述规定突破了传统的控辩对抗、法庭居中裁判的三角结构模式,底蕴着一种新

简介：发明创造是人类精神劳动的产物。在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它起了极大的作用。它有着自身的特点,需要特殊的法律——专利法保护。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发明创造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呢?

简介：我国东北某省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认为国家权力不合理地剥夺了公民的私权利。这涉及国家权力边界的问题。现代国家权力的设置以保障公民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因而国家权力不得侵犯不涉及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个人自由，并须具备充分的目的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设置与运行还应当遵循“权力法定”的法治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最后，国家权力的行使还应当与义务和责任相对应。气候资源相对于人类目前的开发和利用能力而言仍然是缺乏竞争性的无限资源，在无限资源之上设置所有权制度不具备合理性；由地方性法规规定气候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直接违反了《宪法》、（《立法法》、（（物权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规定，立法程序也不够公开、透明。此外，“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还意味着政府需要对气候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为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总之，“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超越了国家权力的边界，是一项不合理的立法规定。

简介：如果将经济法的运行置于整个社会场景下，道德、科技以及市场自发规则都是决定经济法运行的“社会事实”，由于经济法是回应型法，那么经济法行为运行的边界也应当因它们而定。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经济法运行的边界，可得出的几点启示是：经济法运行的目的范围应包括促导其他机制功用的充分发挥；经济法介入经济生活的时机不宜超前；经济法边界应当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各种机制之间可平滑过渡和适时替代；对经济法行为边界的限制不是对“小政府”的强调，而是对“责权一致”的践行等等。

简介：《周易》是儒家群经之首，亦是研究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典籍，它在诉讼观上集中体现了儒家主张的“无讼”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传统法律文化的“无讼”价值观和“息讼”之术，使百姓产生“贱讼”、“耻讼”和“厌讼”的心理，不敢主张权利，是造成我国传统法律“义务本位”的重要因素；“无讼”的法律文化意识使我国传统法律体系中诉讼法制不健全，阻碍法律自身的发展；“无讼”思想是我国古代“律学”发达而“法学”落后的重要原因。

简介：票据法赋予票据关系以无因性,是增强票据流通性的必然结果,也是票据信用功效发挥的前提。但是,票据关系无因性,一旦被人为用作割断与票据基础关系联系的手段,或用以遮盖其无实质性权利存在的地位,以及达到其他非法目的,必将导致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失衡,进而使得社会利益受损。对此,立法及司法理念亟待转换,票据关系无因性虽然使得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剥离,但是其并未也不能将价值因素从法律制度中剥离出去。为保持票据流通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平衡,应在票据关系无因性制度中注入票据关系无因性否认之要素。

简介：从给付的角度看,无因管理是管理人给付给本人利益的行为.基于对利益相关人的尊重,给予他人利益时,仍需获得利益相关人的同意或接受.无因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时含有希望他人认可的潜在含义.构成适法无因管理时,管理人首先基于本人的意思考量,有足够理由相信事后会得到本人承认,据此实施管理事务.管理行为的结果是,如果本人追认该行为,则按照合同处理;如果本人不追认,则构成无因管理,出现和“追认”一样的法律效果.无因管理不是事实行为,而是“法定的”满足管理人的意思而设定的制度.

简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为行政权力介入不正当竞争行为设定公共利益限制，造成实践中可能侵及到私人权利领域。通过对六个典型国家（地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对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按其性质采用了不同的规制方式：对于仅涉及经营者之间侵权纠纷的，多数国家只规定了私法救济途径，行政机关并不介入；埘于与竞争秩序关系紧密，与消费者权益维护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行政机关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采用分类规制，正确认识行政权力在维护正当竞争秩序中的作用。

简介：

简介：近年来，方法论成了法学界的热点话题，不仅在法理学或法哲学圈子里，在这之外的法学圈也是如此，只是稍稍滞后一些。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常是研究法理学或法哲学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对待，并未走出纯学术的范围，与部门法研究进行充分地对话。以前，即使法理学界也并未像现在这样集中关注于方法论问题，

简介：虽然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在今天看来是个宪法原则，但它其实起源和生长于私法土壤。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定了国家机关权力只能以宪法列举的为限，并且，这些限制首先并主要针对立法机关。列举国家机关及其权力范围是宪法限制权力的基本方式。形成国家机关清单和权力清单乃宪法限制权力的基础性方法。国家机关和他们行使的权力不超越宪法清单一直是正常立宪国家的法治实践。“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应是中国宪法学者维护的价值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