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柏林的浪漫午后对周纯来说,忙不是一个问题,他喜欢工作。周纯是柏林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倒是闲下来是一个问题,他往往不知道如何打发空余的时间。1992年5月3日是星期天,柏林的礼拜天是不会安排教授讲课的。一上午,他已经在家呆坐着喝了好几杯咖啡,无所事事的时候,往日不愉快的回忆就会趁隙钻出来影响他的情绪,想到后来总是伤感。周纯在没到德国之前,曾经有过22年劳改的冤屈生活,但早在1978年,他的“右派问题”就已经得到了改正。然而,周纯觉得,生活的惩罚依然存在,他都已经65岁了,至今没能结婚成家,形影相吊的日子哪天是个尽头呢?想到这些,他便会有无尽的叹息。
简介:一段时间以来,湖北诗人余秀华“火”了,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多的时候一天有几十家媒体蜂拥采访,随着“脑瘫诗人”、“农妇诗人”等标签的盛行,余秀华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进入了社会大众的视野,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她的两本诗集也以极快的速度面世,甚至一万余册当天卖断需连夜加印,并带给了她九万多元的版税收入——在诗歌边缘化愈益明显,许多诗集只能印两三千、一两千册甚至需要自费出版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余秀华已然成为了一种“现象”,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里面包含着媒体时代、信息时代的诸多秘密,也可以由之出发讨论诗歌在当今时代的处境、诗歌与大众的关系等问题.
简介:一直存在两类作家(当然这一区划并不是那么地严格,但界限却是恒在的),一类是影响大众阅读的作家,另一类则是影响作家的作家。卡夫卡是影响作家的作家,但因为名声的显赫他同样会被大众有限度地接受,无论这一限度是否远比阅读者以为的更根深蒂固;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和古老的《一千零一夜》都具有通俗性,然而它们同样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作家。不过我想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众阅读和作家阅读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趣味分野,大众更愿意通俗和易懂,夸张与离奇,在阅读中尽可能不耗费什么力气,而作家们则更看重“对未有的补充”和启发性,影响作家的作家往往会对后来的作家们提供“唤醒”,让他突然意识到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进而让他“急迫地试图”完成自己的创作。
简介:这是一个困惑自己日久的人生命题,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要面临的人生命题,因之,不揣浅陋写出,谨作引玉之砖。最初的困惑来自于对《青春之歌》林道静、余永泽命运的人物解读。依以前的定规,无疑林道静是被肯定的,而余永泽是应该被批判的,但渐渐地,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定规被解构了:余永泽固然没有参加革命,但他也没有反对革命呀,他固然没有关注时代风云,但他安心书斋从事整理国故,传承文化发展的历史链条,又何罪之有呢?革命并不应该否定他们而应该给他们以合理的应有的生存位置呵。有人可能会说,《青春之歌》在否定余永泽这一点上,受了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我们现在对之给予正确的评价就行了。但其实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简介:一、意识形态:“回到马克思”尽管马克思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创立者,也不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始作俑者,但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必然要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开始,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用美国弗·詹姆逊(F·Jameson)的话来说:“意识形态分析的形式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其目标就是要通过揭示各种观点在一场持续的阶级斗争中作为合法化的工具和武器这样一种作用来使其单纯外表的‘非神秘化’。这一类的常被认为是还原性的,当然只能是这样:它意味着粗暴地将那些以纯粹的思想为表象的东西还原为它在社会生活中不那么令人喜爱的实用功能。这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和弗洛伊德所发动的那场革命一样广泛……”,“‘意识形态’一词,使用这个词就意味着你必须解释,找到人们所说、所做的事背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