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这是一个困惑自己日久的人生命题,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要面临的人生命题,因之,不揣浅陋写出,谨作引玉之砖。最初的困惑来自于对《青春之歌》林道静、余永泽命运的人物解读。依以前的定规,无疑林道静是被肯定的,而余永泽是应该被批判的,但渐渐地,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定规被解构了:余永泽固然没有参加革命,但他也没有反对革命呀,他固然没有关注时代风云,但他安心书斋从事整理国故,传承文化发展的历史链条,又何罪之有呢?革命并不应该否定他们而应该给他们以合理的应有的生存位置呵。有人可能会说,《青春之歌》在否定余永泽这一点上,受了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我们现在对之给予正确的评价就行了。但其实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简介:我的父亲汪洋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职三十五年中,他的朋友李 为北影厂写了四个电影剧本,六十年代的《耕云播雨》、《龙马精神》,“文革”后的《大河奔流》、《双雄会》,都搬上了银幕。李 和北影的成功合作,表明李 和北影是很有缘分的,李 和父亲汪洋也是很有缘分的。父亲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了李 。李 告诉我,他写作的恩师是邵荃麟,而真正引导他写电影剧本的是上海电影厂的导演沈浮。当时电影界中流传着“南徐北汪”的说法,也就是说电影界南方有上影厂的徐桑楚厂长,北方有北影厂的汪洋厂长。李 是他们两位的好朋友,他为这两个厂连写带改近二十个电影剧本,他在电影界可以称为多产作家。李军与父亲的接触更多还是在开文代会、电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