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李唐盛世,书艺昌炽.诗文兴隆,洵为论书诗的滋生提供了丰肥土壤。唐前咏书论书多为辞赋,唐代肇始多为诗歌。论书诗的开创当在初唐.开创者应为岑文本和李峤二位诗人。其后盖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论书诗约分两个阶段:成熟期和高峰期。李峤、李颀、李白“三李”之诗首倡“骨”与“神”.为论书诗的成熟作出莫大贡献。俟杜甫出,弘奖“骨”、“神”风流,高吟“书贵瘦硬方通神”.“尚骨通神”遂成为有唐一代书法和书论孜孜以求的最高理想。种甫可视为唐代论书诗发展的枢纽人物。其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侪辈并辔抗行,于论书诗各有功绩。“清劲”二字可名唐初书风.一如李峤、李白诗说。篆隶复兴、草书狂逸、晚唐僧书通禅、书圣影响泽被唐代等等,皆能从论书诗中略窥一二。中唐书肥缘于媚上.厚硕如徐浩者亦尚筋骨.杜甫“瘦硬”说实为书家内在的共同追求。矧旭劲素瘦.篆隶亦未一味趋肥,故韩愈借挞伐右军“俗书”之名,实为“复尚清劲”也。尽管中唐书法趋上而肥,唐代书论却崇尚筋骨、觅神求逸,慎始慎终。“尚骨通神”既为论书诗的核心思想,亦为唐代书论之精髓所在。二者水乳交融,相依互补。唐代“神”、“逸”无争,胼手胝足,于论书诗中亦有分说。本文首次系统研究唐代论书诗。唐代论书涛暨书论,与文论、诗论、画论等一起共同构筑唐代美学大厦.良可称善。自唐代开创并形成第一个高峰之后,论书诗旋成为宋及宋后各朝文人歌咏书法的主要文学手段。
简介:南朝之后,王羲之经过历代帝王和文人的推崇,尤其是唐太宗称赞其书法“尽善尽美”,古今第一,确立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至高地位。此后直至清中叶的这一时段,王羲之书法被书家们奉为圭臬,视之为取之不尽的源泉,并以此为“源头”而拓展变化出无穷无尽的艺术风格面貌。可以说,王羲之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唐代、清代还是出现了对王羲之批评的思潮。虽然唐代、清代对王羲之的批评都是审美风尚的不同所引起的,但是唐、清两季对王羲之批评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唐代对王羲之的批评虽然没有动摇王羲之在书史上“书圣”的历史地位,但使得王羲之独尊的格局被打破,“二王共尊”成为了一种共识:清代对于王羲之批评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解王羲之的权威地位,树立碑学。清季掀起对王羲之批评的浪潮,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确立碑学的书史地位扫清了障碍,使碑学最终走向中兴。本文试图从原因、内容及影响诸方面比较唐代、清代对王羲之的批评。
简介:徐珙爲唐代大書法家徐浩的侄子,以隸書見長。因書法界歷來對唐隸多有微詞,故于徐珙其人其書自然關注甚少。在現存的唐代隸書碑刻中,徐珙的作品數量較多、書寫年代跨度長、書寫水準高、保存完好,筆者從徐珙身世考辯入手,通過其銘石書法作品本體,剖析其隸書藝術成就,得出兩點結論:第一,徐珙是唐代被埋没的一位功力深厚、富有創新精神的隸書大家,其仕途的低落、銘石書法活動的長期中斷是導致其書名被掩的直接原因;第二,由于書法界長期以來對唐代隸書的偏見,以至于對新出土的徐珙銘石書法作品視而不見,研究者無幾。筆者以爲,在書法創作多元化發展的今天,應重新審視唐隸,取其正大氣象,去其楷法,融以篆籀,必能開拓當代隸書創作新格局。
简介:唐代书画的评鉴与研究,最初是以传世品和文献为依据的,推进20世纪书画的研究得益于考古新发现和敦煌文书大整理。考古出土的唐代壁画和绢纸画为辨析评价传世唐画的笔法样式,时代风格乃至整体艺术成就提供了学术依据和年代支持;海内外历史学界对敦煌文书的系统整理,带动了唐代书法的研究,唐代写经书法风格的形成与抄经手临习二王书法的风气由敦煌卷子《兰亭序》和《智永千字文》临写本的发现打开路径,书法研究逐渐深入到唐代书家的“楷书字样”和“唐人尚法”的文化精神。唐代书画研究的新进展对于唐代书画理论的再认识又提供了条件。本文是一篇有关唐代书画研究的学术评述,以国内外有推进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为评述的基点,重要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在文中作了归纳和提示。
简介:唐代女性地位空前提高,伴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社会、生活、文化等多个方面显示出了不同以往的特征。正是因为唐代女性生活内容越发丰富,唐代女性文化充满自由和活力的艺术魅力,从而对唐代的美术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通过唐代杰出的美术作品,我们也可以窥见唐代女性文化的别开生面之处。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在唐代仕女画、墓室壁画、雕塑等美术作品中都得以体现。通过对仕女形象的观察分析,我们看到仕女的造型由初唐早期那种头大身细的稚气相貌,变为初唐后期的矫健匀称甚至高大的体态;进而转化成武周时期的修长体态和腰腹间富有扭动的曲线造型;再到盛唐丰肥随意放松的形象;
简介:龙门石窟的北市彩帛行净土堂(以下简称净土堂)位于龙门西山南端,为较重要的唐代中型洞窟.窟分内室与外室,内室造像均已不存.该窟造像的性质和开凿时间十分明确,即延载元年(694年)完工的阿弥陀佛窟.正壁有长篇题记,这是龙门少量几个明确主尊为阿弥陀佛的洞窟之一.今人已有比较详尽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见下文),然而其图像学的论点却有可商榷之处,这主要是由于窟内造像均已不存,只能由题记来推测造像所引起的.近年的龙门新资料也为我们对净土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所以有必要重新对其进行图像学的讨论.净土堂的开窟题记位于正壁偏北端,即“王宝泰、赵玄绩等造西方净土佛龛记”,漫漶较甚(录文八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