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0年3月,国务院办公室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八部委共同制定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掀开了我国深化卫生改革新的一页。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卫生部、财政部、计委、中医药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局、经贸委等有关部委,联合制定13个医改配套政策也全面出台,这意味着深化卫生改革将全面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深化卫生改革是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市卫生局高度重视卫生改革的开展,并确定卫生改革的目标为“用比较低廉的费用,为群众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从1999年开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精心制定改革方案,精心部署改革步骤。在此基础上,现已制定全市卫生改革计划和措施。
简介:194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末,冷战对美国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一种全新的现代美国国家形态——“国家安全国家”——在“为总体冷战而进行总体准备”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国家安全国家构成对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其创生、扩张和演进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总体政治变迁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联邦政府组织体制和对外政策决策程序的重组,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国家安全国家的中枢制度和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经历的持续变动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与“帝王式总统权”之间存在复杂的共生和互动关系。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国家安全国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构成20世纪美国国家构建和国家扩张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简介:"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和演进是二战后美国政治变迁和国家构建的重要方面,也是对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本文第一部分的学术史考察显示,"国家安全国家"问题本身与美国史、冷战史以及其他学科多个领域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关联,对它的透彻理解需要超越传统外交史的、多因素综合的观点和视野。第二部分着重阐述《埃伯斯塔特报告》在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过程中的作用,以说明国家安全国家的基本内涵和特性;并述及1947年《国家安全法》通过后相关制度安排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变动趋势。第三部分意图将国家安全国家置于美国政治发展的长期趋势中加以认识,通过国家安全理念来探究国家安全国家的历史机理,并说明国家安全理念的综合性特征及其内涵在冷战进程中继续变动和扩充的大体趋势。
简介:周光坦,1900年12月出生于湖北黄安县(现湖北红安县),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时任工会纠察队小队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黄安县总工会组织委员。1930年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8团政委,后调任红11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突围,西征入川。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周光坦调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后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卫生部政委。红军长征抵到达保安县(现志丹县)后进入红大(抗大)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军法处处长、129师卫生部政委、第18集团军卫生部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太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等职。①解放后历任中原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副检察长(主持工作)、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
简介: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广阔,南起海南岛、广西和云南,西迄西藏、新疆,北达宁夏、内蒙古和黑龙江,东至鸭绿江畔、福建和台湾,都有少数民族分布。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市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居住。各民族形成了自已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就医疗保健而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保健方法,它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各有特色。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傣医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理论体系,为本民族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壮族、瑶族、彝族、苗族、朝鲜族、哈萨克族、回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同疾病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我认为卫生专业志应该从以下方面记述民族医药。
简介:哈尔滨市卫生学校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松花江畔,与中外闻名的兆麟公园毗邻。学校建于1945年,是黑龙江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教学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各专业实验室及微机室,每个教室都安装有多媒体投影教学设备。学校在校生达2320人,有教职员工132名,其中高级讲师40名,讲师26名,兼职临床教师40余名,均为市内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近年来,学校坚持'内涵建设是学校发展生命线'的治校理念,紧紧围绕
简介:本文以清代江南为研究对象,从与当时的民生密切相关而且在近代变迁过程中比较受到关注的环境与用水卫生等方面入手,初步考察了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认为在传统时期,国家基本上没有关于公共卫生的立法,但在地方官府和社会的层面上,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多有存在,大致可以保持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嘉道以降,随着江南自身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明的输入,众多士人针对旧有卫生体系的弊端,认为有必要引入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度,制订日常巡查惩罚条令,即直接以公共和国家的权力介入卫生的经常性管理,从而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逐步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