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真性"观念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现实、再现以及知识的认识论基础之上。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文化发现,到20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志的文化表述,都以本质主义的观念宣称客观真实及全面地再现文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深入,以及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民族志表述的文化被看作是现实的社会建构,民族志表述的仅仅只是"部分的真理"。由此文化本真性的观念从本质论转向了建构论。这种转向,对中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在于:由于参与者的主体性、语境的时效性等因素,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标准很可能遮蔽了文化本身的历史性,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化的传承发展,扼杀文化的生命力。本真的文化不是那些被表述的碎片的、静止的社会事实,而是当地人感受的、体验的、实践着的、具有历史性的日常生活。我们正在保护的"本真"文化,只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远不同于文化本身的真实样貌。作为文化代理人,外来知识精英往往僭越本土文化持有者的主体角色,继而建构本真的文化,但外来知识精英无法回避以下伦理拷问:精英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文化殖民。面对多元、异质、流动的文化遗产现实图景,民俗学应该超越"探求本真性"的学术范式。
简介: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日本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民俗学面临着研究对象消失的危机和如何应对变化进行学科自身调整的迷惑。柳田国男离世后,人们对柳田思想在继承的同时开始进行反思和重新解读。对于柳田确立的"日常态-非日常态"的分析概念,波平惠美子于1972年首先提出了第三元素的"污秽.晦气"(KEGARE)概念,之后引发了和樱井德太郎之间的"波平.樱井之争"。论文将围绕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民俗学界出现的这场"日常态-能量枯竭态-非日常态"的学术争论,对该民俗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考察其在民俗学史上的定位和意义所在。
简介:<正>西方法律在近代中国的最早传播,应该是林则徐于1839—1842年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这是我国最早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法的中文译著.继其之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木丹)的《合省图说》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都洋溢着对英美等国的立法、司法的介绍之言.尽管他们的介绍极为零碎、肤浅,但毕竟给闭塞、沉闷的中国社会透露了新鲜信息.如果说,自从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仅限于西方的“船坚炮利”,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师夷”思想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至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便扩展到器物技艺、自然科学和少量的社会科学方面,并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文化选择取向的规定下,西方法文化作为一种“治之具”、“应世事”之用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其传播媒介主要有以下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