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茶道,在日本作为一种通过品茶艺术来待客恳亲的特殊的礼仪,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茶道不仅是了解日木文化的—个入口,而且作为一种幽闲、风流而又使人感到风雅的艺术,也是日本民族求美意识的一种高雅的表现形式。爱茶、嗜茶、追求茶的心境,以及有关对茶的理解、认识和对茶之操作程序的刻意追求等,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包含着日本文化的特征。一、日本茶道的发展历史、代表人物及其流派日本的饮茶风俗是在公元8世纪(中国的唐代,日本的奈良时代)由中国传入到日本社会的。当时,茶传入到日本后只是将茶作为贵重的饮料和清热去火的药物来使用,并未形成饮茶之社会风气。公元8世纪时,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而当时担当文化交流重要角色的几乎全是禅僧佛徒。公元804年,日本的最澄大师入唐到天台山学习佛法,他既习天台教规,又习牛头禅,兼学密律宗,返日后在日本创台、禅、密、律“四宗合一”的日本“天台宗”;当时的中国社会,饮茶之风已广为普及,且为广大士大夫和僧人推崇,因此,最澄大师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而成为日本引种茶叶第一人。后来(约公元1168年)在我国宋
简介:在世界文化史上,再也没有哪两种文化有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关系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来自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汲取。郭沫若曾经指出:“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外族蹂躏,古代的衣冠人物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是因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及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保存着。例如唐代的宫庭音乐和舞蹈,在中国是失传了的,而在日本却还有保存。有些乐谱被改成五线谱,并灌入了胶片,日本人竟把这些乐舞视为‘国粹’,用来招待外宾”。[1]以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惊呼:“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2]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海绵般吸收的特性,主要得力于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最明显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简介: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简介:<正>翻阅国内博物馆学界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会使人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即凡出自社会科学类博物馆学的论文,基本上用“文物”一词来表达“物”;凡出自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学的论文,基本上用“标本”一词来表达“物”。但谁都没有宣称自己的论文是属于社会科学类或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学的。实际上,无论国内国外,都没有划分出社会科学博物馆学和自然科学博物馆学。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所有博物馆的一般理论,不应该根据“物”的具体形态或馆的规模大小来划分不同类型。有些比较考究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在使用“文物标本”一词时,显然比前面两种说法要周全些,但众所周知,博物馆的藏品并不仅仅是文物或标本,比如在历史博物馆,常伴随有发掘现场记录、照片(胶卷)、图书文献等;在革命纪念馆,常有当事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