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针对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演变特征,采用TVP-SVAR模型分析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传导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调节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货币基准利率对债券市场的传导效率高于公开市场直接投放货币,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信用利差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满足央行“预微预调”的目的,在债券市场的传导效果并不理想;无论是信贷渠道还是利率渠道,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债券的信用风险传导作用在日益提升,但是利率工具的短期作用效果不如中、长期,对实体经济的调节作用相对缓慢。刚性兑付是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屏障,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综合利用结构性和定向性货币工具组合,适度地向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倾斜,优化定向调控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才能达到降低实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目的。
简介:随着我国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运作,如何建立与政策性信贷资金管理相适应的利率运行机制,有效发挥利率的作用,作为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政策性信贷资金利率,是我国信贷利率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政策性贷款利率作用,既不能孤立地看待政策性信贷利率的作用形式,同时,也要承认政策性信贷利率产生的特殊性对其作用的影响。众所周知,我国政策性信贷资产投放实行优惠利率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利率的作用,或是利率作用在政策性金融管理中的弱化。客观地看,政策性信贷利率固然有它作用的局限性,但其目的与国家整个利率体系调节资金供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在调节范围与力度等方面与商业性金融有所区别罢了。首先
简介:本文使用2016年120县人口监测系统数据,结合山东省婚育政策变动,聚焦山东省户籍妇女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变迁,通过计算1986-2016年详细的分孩次生育指标,以了解相关婚育政策对生育率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文章重点分析一孩和二孩生育,因为这两个孩次合计占山东省出生人口的90%左右,并能够体现自1990年以来严格执行晚婚晚育和二孩间隔政策后人们生育时间和生育年龄方面的巨大转变。分析显示,山东省户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长期受严格的生育政策约束,不同时期主导性的政策类型不同,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晚婚晚育政策和二孩间隔政策的变动导致生育行为的年龄分布和平均生育年龄的本质变化及时期生育率剧烈波动。2013年以来相关政策调整后二孩生育率虽强势反弹,但其对提升时期总和生育率的贡献幅度,被同样迅速下降的一孩生育率部分抵消。当前山东省的生育模式仍不稳定,存在诸多进一步强化自愿推迟生育的影响因素,并将进一步降低时期生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