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政现象”只有予以“西政精神”的把握,才有实际意义。但无论是“西政现象”的昔日兴旺,还是“西政”今后的再度“雄起”,都奠基于“西政学术”。因此,沉湎于“西政现象”背后的“西政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赋予“西政现象”以学术温度,且应将此学术温度化为“西政人”的集体努力,从而使得“西政”在以社会转型为深刻背景的法治中国建设和“中国特色法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之中,能有突出作为,进而重振“雄风”。“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是由“西政人”的学术担当性、学术批判性、学术融合性、学术严谨性以及作为集中体现的学术创新性所“供热”的。“西政”的发展谋划和作为工作核心的人才队伍建设,都应切中“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就中国法学的发展创新而言,"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应该且能够具有漫射效应。
简介:从置身学角度来说,现象学从一开始就把握了个体的置身性,发展为置身性交往。唯物史观与现象学在此方面具有相似性:其一,历史的前提,现象学"活的当下"正代表了唯物史观所体现的有生命的历史场域的当下;其二,历史的主体,现象学的"交往-主体间性"可谓启发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关系主体;其三,历史的目的,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无疑是受到唯物史观的自由社会的影响;其四,历史的实践,两者都以活生生的具有置身性特征的场域作为实践的前提条件。不同之处是,现象学在先验意识主导下无法把握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的社会化的置身性实践,导致客观化努力的失败。在历史的运动方式上,唯物史观注重于经由反思与批判的那个不断生成的高度社会化的历史运动,但现象学历史却只能停留于个体与个体主体之间的内主观意识的运动,"共当下化"是意识性的而非现实性的。在现象学中,历史只能"袭来";在唯物史观中,历史才能"到达"。
简介:基于2006~2016年29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实证我国存在异质型劳动力对技术效率产生差异化影响的经济现象,并根据模型实证结果分析该现象产生的机理。研究发现:初级技能劳动力对技术效率具有负影响,中级和高级技能劳动力对技术具有促进作用,其中高级技能劳动力对技术效率的改变最敏感;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其要素动态替代实则为异质型劳动力对技术效率差异化影响的产生机理;经济发展"注重"要素替代作用而"忽略"资本与技能劳动力互补效应的技术创新作用。因此,我国应重视中高级技能劳动力对经济发展以及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增加高级技能劳动力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以及科技研发的需求,加大国民教育资金和政策支持以保证人才高效培养等,实现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机制持续稳健增长。
简介:当前象征性刑法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清晰,使得其成为批判刑事立法的"万能"工具。某罪名立法是否象征性刑法,一方面应审慎考察其效力,而不能仅从不完整的适用率统计或能否根治犯罪、处置犯罪等方面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刑事立法彰显国家的价值观本是立法活动的应有之义,为了安抚民众的不安感等"潜在的目的"设定,也并非一律失当。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象征性刑法没有必要也无法全面恪守扎根于古典社会形态的刑法谦抑性原则。象征性刑法依其与法益的关联程度,可分为绝对与相对的象征性刑法,对前者应持否定态度,而后者原则上具有正当性,但也应采取限制措施,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
简介: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增速在我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位列第一。这表明两国领导人对双边经贸关系高度重视,通过优化贸易结构、调整经贸方式、巩固传统贸易、创新合作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和中俄发展战略对接亦是推动中俄经贸快速提升的重要因素。为实现中俄经济合作的转型升级,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东北及黑龙江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抓住中俄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的重大机遇,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强合力、激发活力、增添动力,通过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努力实现中俄经贸在新起点上的新跨越。
简介:如何有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系统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不仅有助于从学理层面解决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实践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社区理论研究不足、功能定位不清等问题,也有助于反思性审视新型城镇化社区运行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冲突。笔者基于豫北地区的实证调查,从"村庄大转型"的村庄内驱力、"人地挂钩"的政策外驱力以及"情感治理"的实践驱动力三个维度,阐述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动力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并系统考察其秩序整合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和实践困境,从而在学理层面反思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当代转向。
简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方政府的国际往来日益活跃,地方政府间的国际合作成为新型的国际交流合作。地方政府跨国合作对于推动国家关系发展、解决跨国公共事务、提升地方竞争力和实现互惠互利等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中,东南亚占据至关重要的枢纽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东盟地方政府合作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实践,地缘优势、群体规模的同质性、共同政策目标、领导者推动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构成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系统。同时,合作风险、交易成本、现有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和国家利益等要素可能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短期利益的行动策略,成为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约束条件。地方政府在激励性因素和阻碍性因素下作出跨国合作的理性选择,有助于形成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