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该宣言未达到东盟目标，东盟期待出台一部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DOC实施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对于东盟各国，这被视为解决南海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只同意进行双边谈判并且总是避开进行多边谈判。DOC体现了中国对于解决南海争端的战略调整，同时也体现了东盟成功诱使中国来谈判这一问题。本文将集中分析中国和东盟达成DOC的过程、已取得的成果、影响中国和东盟解决南海问题应妥协与合作的因素。

简介：甘肃陇南25岁的农村青年岳强强．春节过后没有像往年一样外出打工．而是留在了家里．试着搞起了农产品电商。在这位当过兵、打过工、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看来．“回家没前途、没事做”已经成了过去时。近年来．甘肃陇南将电子商务作为精准扶贫的新利器．让当地干部群众看到了“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希望。如今，陇南市已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地区．互联网正为当地注入发展新思维。

简介：“单位”在《民法通则》所构建的监护制度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享有监护批准权、监护指定权、撤销监护申请权，并具有担任监护人的资格。这些角色的设置是由《民法通则》出台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随着“单位体制”弱化所带来的“单位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此消彼长，“单位”的类型渐趋多元，“单位”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单位”在监护制度中的作用也已随之发生变化。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回应这种变化，对“单位”在监护制度中的角色做出适当调整。

简介：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问的关系需要回顾历史，需要面对现实，更需要设计未来。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加者，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加者，这是一个仍然在继续的长期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越来越成为现存（旧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而且是主要的全球治理改革者。在全球治理的变革过程中，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成为协调与老牌大国（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力量，在诸如G20这样的现成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担当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协调者。由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依赖将加深，而全球治理的供给则不足，中国需要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担当21世纪的全球治理主要设计者。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

简介：在我国,工会参与社会治理,既是工会应有的职责,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我国工会的特点和优势表明,工会有能力、有条件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中的一支重要参与力量。为此,一方面需要各级党政组织为工会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创造有力的保障条件,另一方面工会也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简介：以公正的视角,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理念出发,审视国家、市场和家庭在妇女福利中的角色与作用可以发现,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市场、家庭在妇女福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努力建立政府、市场和家庭合作的妇女福利供给模式。

简介：《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为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体之一以及侦查人员针对证据合法性出庭作证的义务,即明确了公安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两个主要角色。这给我国公安机关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其对此作出应对。基于此,如何使得公安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的两种角色得到有效实现是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简介：明确角色定位是制定对外战略的前提，实施正确的对外战略是角色定位的重要目标。新兴国家对外战略调整必须遵循权利、权益和实力相统一原则，选择正确的联盟政策，采取均势政策，重点控制关键的地理枢纽。新形势下，中国在展开国际战略的具体实践中，向世界阐明了中国发展及其国际战略的根本取向，并不断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促进周边和平合作共同发展，扎实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积极推动世界体系朝更加平衡方向发展。

简介：地方人大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通过行使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等"四权"来有效规范和制约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担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出了全面部署。地方人

简介：平泉县王土房乡老干部党支部充分利用老干部的五大优势，积极创造条件，引导老干部发挥余热，当好五种角色，为群众服务。

简介：藏政办发[2015]32号(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3]25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国办发[2014]58号),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区营造人人关心扶贫、人人支持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社会氛围,形成政府、市

简介：自2005年底以来,泰国一直深陷政治危机之中,到目前已经历了2006年9月和2014年5月两次政变。这两次政变深刻暴露出了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在政坛中的矛盾作用,其中尤以宪法与宪法法院最为突出。尽管人们普遍希望公民社会和宪制架构（constitutionalstructures）能够实现与选举授予权、问责制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民主目标,但是人们在泰国所目睹的一切却与此有着天壤之别。公民社会和宪政的参与者一直为党派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所驱使。作为2006年和2014年两次政变的导火索,公民社会的各种势力强力动员起来,涌上曼谷街头,试图推翻民选政府。在此过程中,他们为军方实施干预提供了政治空间和合法性。宪法法院和宪法也在反民主活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起草《2007年宪法》就是明摆着要削弱政党的势力,恢复机构割裂的格局,其终极目的是不让他信·西那瓦（ThaksinShinawatra）及其阵营重返政坛。宪法法院所宣布的许多判决也同样反映出政治利益,而非客观地依法办事。因此,泰国的民主政体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人们原本指望一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制度可以巩固民主,但是事实表明,就连他们自己亦对其与民主的关系深感困惑。

简介：在各国预算体系中，“省”这一最高层级的地方预算单位承上启下，连结中央政府和省以下地方预算级次，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如果政府间税收竞争超过合理限度，就有可能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破坏利益分配公平，法律规制税收竞争的必要性不言而喻，而法律规制路径的设计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亟需理论研究支持。就我国而言，省级预算单位交错充当四重截然不同的法律角色：既包括省以下税收分成规则的制定者、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政策的执行者、省内税收竞争正当与否的裁判者等基于权力的角色，又包括省际或部省县税收竞争的参与者这一源自权利的角色。法律规制税收竞争之所以可能，主要经由规范创制与行为限禁的复合路径，以系统规制发生机理迥异的省内、省际和部省县税收竞争。改进税收分成规则可以避免税收竞争过度，而限制或禁止有害税收竞争，则有助于维持税收竞争秩序。

简介：死磕派律师是"北海案"和"小河案"中因"死磕"法院后,活跃起来的一批律师。死磕派律师将法院作为对抗的对象,把法条作为较真的目标,以"苦肉计"、网络直播、举报投诉和行为艺术为常用手段,将"个案正义"作为终极追求。虽然"死磕"有助于促使司法自律,但"死磕"的做法背离了司法制度的理性设计,极端化了法条主义,并大幅拉高了诉讼成本,事实上是在以"较真"程序的方式,追求有利的实体结果;同时,外部化了诉讼成本,造成了更大范围的非正义。中国司法面对"死磕",需要在反思原有的常见方案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应对元素,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对所有方案进行有效整合,以有效处置"死磕"行为。

简介：本文在文献研究和经验归纳的基础上,以某高校大学生的入党过程为案例,探讨了在政治文化下政治心理内政治认知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尤其是政治主体的政治角色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通过相关分析、层级回归来检验具体4个研究假设.研究发现,政治认知对政治角色和政治态度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假设1和3得到支持;政治角色对政治态度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假设2得到支持;政治角色在政治认知与政治态度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支持.这对我们进一步细化微观政治行为研究、理解和指导政治实践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简介：卡尔·马克思说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海南省法院系统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之一，已经完成主审法官的选任。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这对每位法官而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挑战。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断膨胀，加之考核机制的不完善和监督的不断弱化，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多维角色（中央政府的代理者、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之间的相互交叉和重叠通过所谓的制度创新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文章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进一步厘清了制度创新与政策谋利的内在区别，重新界定了制度创新的边界，提出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范围、推动决策体制和决策程序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制度创新的备案和纠错机制、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手段使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和制度化的程序内进行，避免打着制度创新的幌子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现象的出现，保障地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简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基本法上享有巨大而广泛的权力,而在香港的政制架构中,与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相比,终审法院地位相对独立和优越,中央与特区的权力博弈有时就具体化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的权力博弈。在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展现出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全方位进攻性防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上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在该案判词中都有提到,终审法院所要阐述的重心始终是基本法对这些权力的限制,甚至宣称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为此,其所使用的武器有三：基本法、联合声明、人权。其中,基本法既是盾牌又是紧箍圈,居于核心的地位。尽管终审法院这种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使得其说理逻辑有时就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该案判词也存在些许说理性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并且招致诸多批评,但是终审法院的目的已然达到,经此一役,终审法院基本奠定了其香港高度自治和人权维护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