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几年来,随着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的披露,使得司法审判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必须严格贯彻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提高办理案件的质量。进一步转变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切实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简介：从国际范围看,对于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全可行并且相对成熟的判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随着国家的发展在不断的完善。而我国在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还未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和法律明确的规定。建立这种规则,一定要建立在我国国情的价值基础上,再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通用的、有效的经验,才能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形成相对完善的体制。本文主要介绍了相关的理论基础,以及美国与英国的相关规则,最后分析了一下我国目前的状态以及以后发展状况。

简介：自2010年以来,我国法律逐步确立了一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在审判前阶段,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监督、核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来主导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审判阶段,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作出了一些限制,确立了程序性审查前置、先行调查以及当庭裁决等原则,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初步审查和正式调查作出了程序上的规范,强化了庭前会议的诉讼功能,确立了完整的正式调查程序构造,确立了两种程序救济方式。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有效实施,取决于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其中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律师辩护权的有效保障、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及法院审判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加强,属于其中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简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逻辑、价值与结构三重困境。逻辑困境包括证明困境、调查困境和排除困境,价值困境包括警察困境、检察官困境和法官困境,结构困境包括配合制约困境、程序逆推困境和审判分离困境。与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后可以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鲶鱼效应＂相当明显,宏观层面制度张力明显,正在系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可以通过第三方介入的路径来缓解非法证据难以排除的困境。

简介：“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于受实体真实主义和犯罪控制模式的影响，加之新规系中央政法各机关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为：非法供述排除立场的退缩，“重复性自白”排除规则设置不尽合理，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未能取得新发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证据种类不明，允许重新取证将降低排除规则的实施功效，对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允许随案移送有违非法证据排除宗旨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对被告方再次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进行限制的理由欠充分。尤其是相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仍较抽象，不仅影响排除新规的实施效果，而且不利于加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因此，迫切需要在实践中运用法解释技术填补漏洞，以保障新规的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

简介：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对重复性供述的可采性做出明确规定。以往的非法取供方式对重复性供述所产生的现实影响直接决定了是否将其排除。基于我国实际,应当实行重复供述的分阶段排除方式。当前急需创设出有效可行的取供机制,并且重点突出激励性,对仅仅停留于形式上的口供应用方式加以改变,不再将非自愿供述视作重中之重。

简介：证据法是管控司法事实认定的规范体系,因此证据法的结构与事实认定主体的特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普通法系的证据法,即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很大程度上是陪审制发展的产物。陪审员被假设为不够理性的事实认定者,法官适用排除规则将某些具有危险性的证据阻隔在庭外,可以优化庭审信息环境,管控陪审员的裁决。但是陪审制在诞生之初是一种知情裁判模式,只有其演变为非知情裁判,陪审员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之后,证据排除规则才逐渐地生成。陪审员的一些非理性认知倾向,也被一些现代认知科学和实证研究确证,这说明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必要性。陪审制所造就的二元式法庭结构,能够使排除规则这种管控方式有效地运行,这使排除规则立法具有可行性。在当代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背景下,研究证据法的陪审制基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是证据规则的核心，能够约束司法行为的恣意性。尽管这项机制已经在我国现行规范层面得以确立，却仍有不尽周延的地方，还需要不断予以完善。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中，排除规则呈现出了与域外经验不甚一致的部分特征，如口供优先排除、多元主体参与、局部性排除等。究其根源，中国的法治建构不仅排除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渗透，而且只是选择性地吸收了对抗体制，尤其是采用了一元化的审判格局。这些现象足以反映出本土法治资源的特征，符合经验逻辑的基本要求。非法证据排除在中国的未来命运，势必会具有鲜明的自我特色：一方面，排除手段不会成为实现证明规范化的唯一机制，而需要诉诸其他有效的补充方案：另一方面，排除时机的把握也能促进程序有效性的实现。

简介：落实证据裁判，完善证据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在技术层面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对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建构。从比较法和制度史角度观之，排除规则体系主要是英国司法制度变革的产物。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一些诉讼程序变动为以排除规则筛选庭审证据这种管控方式，提供了发展动因。首先，陪审团的转型造就了二元管控结构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这为排除规则的发展确立了制度空间。其次，证据成为危险性信息源，产生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实践需求。最后，激励对抗式举证和支撑言词论辩式庭审的需要，成为排除规则得以长远发展的程序驱动。对这些发展动因的制度史解释，能够为反思当代我国排除规则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供参照。

简介：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是绝对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适用,其亦是遵循一般与例外的建构原则。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关键词模糊化、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补正规则混淆化以及非法证据排除主体困境化等问题。在尊重人权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利益间,必须综合地择定,以敬畏人性与尊重人道主义精神破除刑事办案指标的僵硬化所衍生的弊端。

简介：公安行政案件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具有保障人权、规范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彰显程序正义的价值;现行立法中,该制度存在如下缺陷:排除范围有局限性、排除制度尚不完整、排除程序形同虚置。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公安行政案件证据审查制度,拓宽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细化非法证据审查与排除的运行规则;重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简介：我的题目叫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中国司法发展的意义，这个题目比较收敛，里面也包含着对我们现在证据法理论、诉讼法理论以及我们关于实务中对于非法证据的一些认识、一些观念和实践的反思。现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认知和它的具体的司法实践上所遭遇的问题，分析起来从根本上还是我们对这样一个规则的深层学理以及深刻意义还缺乏认识，甚至存在很多不当的认识。

简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目前发展到了“严格执行”阶段,这一阶段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发布施行为起点,《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进一步规范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严格执行”阶段具有证据排除理念上的推进和具体制度上的进步。今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重点应集中在司法实践层面,防范变相的刑讯逼供,如晒、饿、冻、烤、疲劳讯问等,将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和搜查、扣押等侦查措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联系起来,进一步明确非法拘禁的构成要件,明确中间上诉程序。

简介：非法证据的证明是非法证据排除重要的制度前提。从立法现状来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并未根据非法证据类型加以区分,由此产生证明机制的文本趋同与实践异化两大问题。根据取证违法程度的不同,非法证据排除可以分为强制排除、裁量排除与瑕疵补正,这为证明方式的区分奠定基础。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域外国家对不同的非法证据设有层次化的证明机制。对此,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也需要从严格证明、适当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角度加以区分,并从证据资格、证据调查以及证明标准的角度予以层次化的配置与构建。

简介：《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究竟是政治文件还是法律协议,及其所确立的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是否可以排除《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成为分歧极大的法律争议。菲律宾和仲裁庭均主张《宣言》仅仅是一份政治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便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也不能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中国主张《宣言》关于通过谈判途径解决争端的规定构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间协议,且其所确立的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菲律宾不可以依据《公约》提供的争端解决机制就相关争端提起仲裁。本文认为,《宣言》在争端解决问题上构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间条约;其是否可以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本质上是个法律适用问题,从海洋法角度讲,根据《公约》第281条的规定,《宣言》无法直接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仅对《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形成制约;从条约法角度讲,《宣言》与《公约》构成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条“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问题,相关争端应适用《宣言》提出的谈判和协商途径,据此方可直接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文章首先从中菲南海仲裁案提出两个核心法律争议,并杭理菲律宾、中国各自主张以及仲裁庭对此争议的结论。其次论证《宣言》的条约属性。第三,分别从海洋法和条约法两个视角分析《宣言》对《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排除。

简介：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侦查人员出庭是证明取证合法性的一种方式。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有助于买现辩护方质证权,帮助法庭查明真相、排除非法证据。但目前涉及取证合法性争议的案件中,侦查人员出庭的比率和作证效果都不够理想。规范的模糊粗疏、办案人员证据意识的欠缺以及配套体制的缺失,都是导致侦查人员出庭制度难以有效落买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弥补缺漏、破除障碍,才能推动侦查人员出庭常态化和有效化的实现。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共同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许多方面做了突破性和创新性的规定,发展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也存在有关规定略显粗疏、排除证据的范围较窄、重复供述排除条件不合理、审前证据把关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取证合法性证明的有效性存有质疑等缺陷和不足。充分认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突破与局限,客观评价此次立法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和完善建议,诸如明确并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扩大律师诉讼权利、设置更为科学合理的调查程序等。

简介：2017年6月两高三部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对重复性供述进行了界定,并确立了原则加例外的排除模式,然而此种例外模式能否准确涵盖不正当讯问与重复性供述之间所有的阻断因素则不无疑问。因此,从司法实例出发,研究影响被询问人重复性供述任意性的因素,并通过两岸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比较,以完善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防范冤错案无疑是有所裨益。

简介：晋发改价监发[2018]46号各市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印发<2017—2018年清理现行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措施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发改价监[2017]2091号)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17]2号),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商务厅会同有关部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