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习近平与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在总结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党建思想。在总结党领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习近平与毛泽东的建党思路是一致的,都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只能靠党的正确领导,如不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党就难以肩负起历史重任。为此,他们都主张先从思想根源上加强党建,都认为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根本途径在完善民主集中制,都主张把党风建设作为加强党建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当然,处在21世纪的习近平并不是简单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而是结合新时代新特点紧扣党建中出现的新问题,按照法治精神提出了依照党章全面从严治党的许多新思想。
简介:合理推进当代中国的“新启蒙”,需要从历史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来充分发掘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从历史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逐步深化为针对“市民社会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扬弃,始终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所理解的启蒙传统也先后呈现出三重面向:一是作为精神运动的启蒙;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启蒙;三是作为物化的经济制度的启蒙。从结构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形成了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域:一是政治“异陌化”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问题;二是经济权力的主导即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问题;三是资本的统治即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问题。在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及其自由主义、非理性主义后裔具有本质差异。当代中国需要规避启蒙思潮与反启蒙思潮的抽象对峙,自觉汲取马克思反思和超越启蒙现代性的精神资源,实现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
简介:我国编纂民法典,必须修订《继承法》,编入民法典作为"继承法编"。我国现行《继承法》完成于1985年。30年前改革刚刚开始,尚未深入进行,仍处于计划经济的社会背景,个人拥有的财富很少,没有对继承法的立法提出更多的要求,因而使该法存在较多缺陷,不能适应当今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财富增多的要求。编纂民法典时将继承法修订入典,为我国继承法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尽管由于存在思想认识上的不同,而使我国的继承法改革面临很大障碍,但基于社会经济进步、个人财富增多、时代发展要求而进行的继承法改革,是必然的,必须完成的。民法学者和公众一道,期待我国继承法修订入典,出现一部完善的、完备的、制度配套的"我国民法典·继承法编",并且与其他部分相互协调,构成和谐的我国民法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