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类的认知框架是信息到达受众并被接受的过程。本文运用网络调查实验的方法,以源于中国媒体渠道的新闻和源于外国媒体渠道的新闻分别测量其渠道框架效应,以新闻表达方式的积极和消极情感来测量情感框架效应。结果表明,对于客观内容一致的新闻,人们的认知框架效应中,情感框架比渠道框架具有更强的框架效应;在同样的情感框架中,虽然测量结果并不显著,但能发现中国媒体渠道的效应要略强于外国媒体渠道的效应。这一研究回归公共舆论研究的起点,用调查实验的方式让人们重新认识自身,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简介：本文试图通过追溯《法权学说》构思、遗忘和重新提及的历史以及在此书中表达的基本框架和精神来阐述康德法哲学的基本要义。在传统的康德解释中,人们往往把自由看作康德法哲学唯一的核心精神,从而把原子式个体的观念强加给康德。然而,康德在《法权学说》中所强调的法则以及交互影响的观念,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种仅只依凭自由来阐释康德法哲学的努力是有偏差的。我们必须从法则之下的自由或自由的法则,以及从中所体现出来的交互关系的观念来解释康德的法哲学。这种在保持个体独立性的同时又强调对于他者的开放性的观念才是康德法哲学的基本精神。

简介：西部旱地是指年均降水量大致在250~500毫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中部以西和以北的地区。这里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生产力低而不稳,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群众生活贫困。1950年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旱地农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农畜产品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强,人均占有量显著增加。再加上乡村外出务工人数增加和城镇化发展,面向生态系统的生产压力和生态恢复压力显著降低,为发展生态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农户生计改善和乡村环境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新世纪之前的旱地农业近百年以来,黄土高原旱地农业以小麦和马铃薯为主体、小杂粮为辅的种植业结构,通过轮荒基本实现了低水平下的可持续发展。到新世纪之前,旱地农业的基本土地利用形式是轮荒和梯田,主要作物种类有小麦、马铃薯、小扁豆、绿豆、小红豆、豌豆、蚕豆、大豆(黄豆)、荞麦、莜麦(燕麦)、胡麻等。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在黄土高原旱地农业发展和生态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了大量探索。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梯田建设。早期的梯田建设质量标准较低,90年代后期以来,新修梯田标准普遍较高,为其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简介：教师的教学决策和课堂行为受自身教学认知的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学生的学习认知和行为。研究高职英语教师的教学认知对高职学生英语能力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对四川省内7所高职院校英语老师的语言观、教学观、对学习者及其学习行为的认识等教学认知情况进行了调查。重点分析了高职英语教师对英语、英语能力的认识及英语能力培养目标的理解,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课堂组织及实践教学等教学方面的认知和实践,以及对学生英语学习认知及行为的评价等。调查还对高职英语教师的教学认知、教学方法和教学行为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高职高专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和实践教学研究提出了建议。

简介：随着南南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也逐渐被提上日程。不同于南北合作的评估，对南南合作的评估应将重点放在学习性评估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学习和分享四个维度的评估框架，这四个维度中的具体指标与南南合作的原则、内容高度相符。对南南合作的评估应当是双向的评估，因此可由提供国和伙伴国共同组成评估小组，以定量和参与式的评估为主逐步建立数据库。最后，由于南南合作内容的广泛性与复杂性，想要实现评估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就仍需在南南合作再定义、构建系统的合作框架、数据和资料收集系统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简介：时下，关于房地产税立法推进的消息成为热议话题。多位业内人士建议，加快制度建设，“开门”立法，推动房地产税实施，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

简介：侦查错误是指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根据侦查情势的变更,基于认知偏差而作出与案件客观情形或法律规范不符的认知或行动,因而未能达到侦查目的的一种状态。选取锚定效应及其产生的偏差、选择性信息呈现及其产生的偏差以及群体思维及其产生的偏差这三种常见的导致侦查人员出现侦查错误的认知科学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三种情况产生的偏差制定相应的预防机制,可以有效减少侦查错误的产生。

简介：马克思在黑格尔“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讨论了国家异化的问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张力中，马克思认为国家具有普遍性却是抽象的，市民社会具有特殊性却是现实的。普遍性要通过特殊性决定，但还应立足于现实性上。将抽象的“公民性”复归于现实的“市民性”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也才能解决国家异化的问题。这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农业刻上了数字化的烙印,数字化也给农业法提出了要求。农业数字化需要法律框架,为所有参与人提供法的安定性,在不同主体的冲突利益间达致适当的平衡。农业数字化中的法律工具有合同法、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本文探讨法律在农业数字化中扮演的两个角色,作为对自由数据交易的限制的法律和保障数据交易经济利益的法律。针对第一种角色,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法提供的保护首当其冲。而在第二种角色中,数据上的所有权、合同法、责任法呼之欲出。面对既有制度的法律漏洞,如责任法上的空白和企业数据保护的不足,欧盟层面的立法者应当弥补法律漏洞,不能怠于作为,将责任转嫁给法官造法。另外,合同法上的路径或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灵活的路径。

简介：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的一种主要方式,法治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法治框架的构建需要对法的价值、规范、事实的关系进行解构。

简介：教师对校园欺凌的精准认知有助于建立校园欺凌的长效治理机制。对陕西省8所学校的实证调研发现,目前,教师对于＂校园欺凌＂概念的整体认知存在窄化倾向,对于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学段、学历教师对于校园欺凌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为避免教师因认知局限而产生校园欺凌＂责任稀释＂现象,应明确界定概念,消解教师校园欺凌的认知障碍;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教师校园欺凌的识别力;细化程序设计,保证教师主体职责的归位。

简介：通过合作促进安全的理念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安全合作中,普遍存在“多愿望,少行动”的现象。由于安全概念的泛化,国际社会几乎在所有安全问题上都表达出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意愿。但实际上,很多安全问题不可合作。“可合作安全”的概念是基于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的一种预设的状态。对议题性质的认定是安全合作的前提条件。如果安全合作对象在议题性质的认定方面观点不一致,那么安全合作不可实现;反之,安全合作是可能实现的。在安全合作对象关于议题性质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安全合作主要受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两个因素的影响。如果安全合作的对象彼此威胁认知越小,且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多,那么安全合作越可能实现;如果安全合作对象彼此威胁认知越大,且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少,那么安全合作越难实现、甚至不可合作。“可合作安全”在应对安全威胁的实践中,可以为有关部门在什么问题上合作、与谁合作等提供思路,使国际安全合作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

简介：媒体在提供新闻信息的同时,也通过其新闻议题的建构方式为受众理解和判断新闻事件提供理解框架。不同的新闻议题框架会通过引导受众的认知、评判、情绪和行动意向,对公共冲突的爆发、升级、平息、化解和转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公共冲突治理中,要通过框架识别、匹配、对冲和跳转等方式,充分利用和发挥新闻议题框架的正面功能,促进公共冲突的平息、化解和转化;同时抑制其负面功能,防止公共冲突的爆发、升级和恶化。

简介：毒品问题是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近年来,阿富汗毒品产量连年走高,毒品非法贩运日益猖獗,“毒恐结合”愈演愈恶,给地区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不断推动禁毒合作的法律基础和机制化建设进程,打击毒品犯罪取得显著成效。当前,上合组织禁毒合作既适逢机遇,又面临挑战。应继续推动赋予地区反恐怖机构禁毒职能,提升禁毒合作行动力和组织对外交往水平,加强立场与政策协调,促进上合组织禁毒合作深入发展。

简介：政党青年组织发展的研究亟须深化。研究美国政党青年组织发展的现状并开展国际比较,可围绕十一个方面展开研究：政党青年组织的产生、政党青年组织目标、政党青年组织结构、政党青年组织成员和骨干、政党青年组织资源、政党青年组织价值传播、政党青年组织行为塑造、政党青年组织与政党、政党青年组织与青年、政党青年组织文化建设、政党青年组织发展与创新等。只有对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政党和青年的关系、政党和政党青年组织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思考,才能获得更宽的视野,才能找到政党青年组织发展的根本规律。

简介：督查机制的激活已成为近年来国家治理实践的显著性特征,其启动频率、组织规格及运作范围均超越以往。督查何以发生?何以在特定治理场域发生?何以在特定时段发生?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组织学视角,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尝试从功能、场域及时间三维度考察督查机制的发生逻辑。在复杂的治理情境下,制度环境、控制成本与治理变迁共同构成了督查的重要解释因素。最后对督查机制的功能、局限性及政策意蕴做了进一步讨论。

简介：在环境司法中法律责任的性质判定和责任大小确认均有赖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而科学、公正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需要规范的机制设计予以保障。通过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环保法庭和环境监管机构的调研,经深入分析、研判得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制应由技术性机制、程序性机制、监管机制和保障机制构成,包括以技术规范、程序规则、资质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制存在司法鉴定机构不足、准入标准不明、人员匮乏、技术支撑不够、监管无力、法制粗疏等困境,亟需通过制度建设予以破解,以服务于环境管理和环境司法。

简介：为系统性地拆解＂执法-抗法＂这一双输格局,各地方城管普遍采用了比较温和的柔性或非强制执法手段;由于其在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特征,使得＂城管柔性执法＂存在着＂多重面相＂,主要包括：行政指导等常规手段及作为其变种的花样执法、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和高级形态、居于执法边缘的＂和谐共处＂,以及为相对人＂根本解决问题＂等。通过对诸面相分别进行案例分析和效益量化可知,任何一种面相都未呈现出完美的效益曲线并存在着明显的实践困境,因此在城管的具体执法情景中,应当根据综合效益、特殊指标、执法领域等因素对诸面相进行＂优先级＂设置。

简介：考察行为人的特别认知对于不法归责的实质作用,对于重新认识故意与过失、正确界定“制造禁止风险”及反思刑法归责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否定特别认知对于不法成立具有影响的规范主义观点,其结论和论证均不能自圆其说。目的主义和客观归责论均试图在统一的归责模式下来论证特别认知对于不法成立的意义,但要么存在主观优先的方法论问题,要么无法消解体系内部的矛盾。要正确认识特别认知在不法归责中的相关性,需要以法益保护中的“制造禁止风险”为链接,使特别认知这一存在要素成为规范体系的评价对象。在理解“制造禁止风险”时,两对误解亟待澄清：一是风险是否存在和风险是否容许不可混淆,二是过失犯和故意犯存在不法构造上的本质差异,不可适用统一的归责模式。故意犯以“行为人的实际认知”支撑主观不法的成立,因此当行为人基于特别认知开启风险实现可能时,就制造了禁止风险。过失犯中行为人的特别认知不能产生特别的注意义务,特别认知的存在不能证立义务违反性的成立,仅当注意义务要求行为人避免特别认知到的法益风险时,才可能成立过失不法。

简介：＂人民＂一词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政治概念。建党初期,中共对＂人民＂＂国民＂两概念的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侧重。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革命形势的高涨,＂人民＂因克服了＂国民＂这一概念的污名化与模糊性,又符合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所以逐渐取代了＂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中共因＂人民＂概念曾经包含资产阶级,对其使用频率一度大为降低,并试图以＂群众＂＂民众＂＂工农＂等概念替代之,反映出当时中共革命政策的转变和对＂人民＂内涵建构的不足。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渐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