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侵犯财产类犯罪中有很多都存在着非法占有行为，它们分散在不同的财产犯罪、金融诈骗罪和贪污等罪中，有待被制度化。笔者就如何认定非法占有行为展开了论证研究，从非法占有这一概念入手，研究它的主观方面一非法占有目的，以及它的客观方面一非法占有行为、发挥非法占有行为和非法占有目的的联合认定犯罪的优势：

简介：司法责任制是解决刑事冤假错案的治本之举，更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在论述刑事错案问责制内涵和意义的基础上，对刑事错案问责制从刑事错案问责与司法人员的独立性、刑事错案问责与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刑事错案的责任竞合与责任分担，以及刑事错案的司法规律与责任豁免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完善问责的主体、问责的依据与问责的程序等建议。

简介：卫生监督机构是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参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重要承担者。当前在衔接机制运行中发现立法存在空白、衔接机制不畅、卫生监督体制尚待改革、法律风险控制、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竞合等问题,亦引发诸多争议。本文试图从卫生监督在“两法衔接”机制中的法律定位、执法权限、案件移送标准、衔接程序等角度,分析卫生监督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和路径选择,以实现卫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目标协调,有力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与刑事政策出罪的确立刑事政策并非“刑法不可逾越的屏障”，这是当前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清理所得出的初步结论。不论是否定“李斯特鸿沟”，还是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均反映刑法理论界开始关注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的沟通机制。在德国．罗克辛所构建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将刑事政策深深烙印在罪责评价中：

简介：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在即遭受物质损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又遭受精神损害。针对其已经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告人应当给予其赔偿,对此学界没有任何异议,但关于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失,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予赔偿,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有待完善。

简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仅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之一。就制度沿革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根据行刑衔接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发布的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与探索阶段（20世纪50年代-2001）、建立与发展阶段（2001-2011）、反思与完善阶段（2011年-至今）。自上世纪50年代,在相关的法律中就出现了行刑衔接制度的雏形。在随后的一个甲子内,无论是在规范形态、适用原则、还是衔接机制等方面都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变化,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从更广阔的视角,从制度发展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上,遵循历史的脉络,分析探讨不同阶段中行刑衔接制度的原则、规范、机制以及不足,以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刑衔接制度。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将＂两金＂排除出赔偿范围的原则及理由均有待商榷。以加害人有无赔偿能力作为是否赔偿＂两金＂的适用原则,有悖宪法平等原则。＂两金＂系物质损失而非精神损失,排除＂两金＂既无助于降低空判,也不利于附带民事调解的达成,更不符合法律位阶原则的适用。赔偿＂两金＂既体现了对生命权、健康权的尊重,也有助于强化权利救济和维护司法权威,并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由此,建议将＂两金＂重新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

简介：与其他类型司法鉴定相比，司法精神鉴定较为特殊。精神医学的特点决定了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与司法精神鉴定直接对接，且鉴定意见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错误。鉴定人在刑事责任认定问题上的强势、鉴定内容无法通俗化表达、鉴定意见结果不确定等问题客观存在。如果实体的改革无法达到目的，那么对诉讼程序进行调整，如加强程序的参与性，建立重点案件鉴定人出庭制度，选任精神医学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等，才是化解鉴定意见风险、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简介：解决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困境是依法治税的重要议题。在我国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中存在实体困境、程序困境、证据困境以及监督困境等。应当从完善规范依据、构建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发布典型案例进行司法指引以及强化法律监督等方面促进二者之间顺畅衔接。

简介：宁波海事法院刑事司法第一案的审理和宣判标志着中国海事法院的案件管辖改革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本案的审理初步验证了管辖改革在充分发挥海事法院专业优势,保障关联海事案件得到统一、高效司法裁判,彰显司法权威,遏制海上犯罪方面的初衷。未来改革试点的推进需要在海事刑事案件的内涵和范围界定,从刑事审判的人员和硬件保障以及公、检、法部门配套工作机制的建立三方面着手构建常态化机制。同时,本案的裁判也暴露出当前中国刑事立法在船员刑事责任特殊性考量上的缺失。包括船员刑事责任在内的涉海刑事立法缺陷宜通过在涉海法律中规定附属刑法的方式加以完善。

简介：司法证据效力是影响审判质量的关键因素。司法证据效力不足的问题在本质上源于证据的模糊性。从问题证据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证据效力认定权力过分集中在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机关是首要原因；而从既有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运行的现实状况来看，非法证据也并没有被有效排除。在通过司法程序本身来解决证据效力问题存在一定困难的前提下，势必需要建构存疑性听证制度，致力于解决司法证据效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存疑性听证制度只是我国刑事司法证据认定制度体系的补充，性质上属于司法辅助程序。以存疑性听证来完善司法证据认定制度，要求构建司法证据听证前置程序，将具有程序性质的证据效力问题与事实认定问题相分离。

简介：近年来，我国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由于环境污染致人身损害的致害因素及其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实践中，此类的案件处理具有一定难度。具体而言，“致伤物”是通过环境介质作用于机体，掩盖了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对网果关系判定会产生一定难度。

简介：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婚姻习惯法的一些内容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存在冲突,但实际上,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的生命力非常之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文从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可以发挥的作用和功能进行研究,寻求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进入刑事司法的正式渠道与方式。

简介：在本轮司法改革中,有关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举措对实务部门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缓和案多人少的矛盾。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显然刑事案件分流程序仍是较为可行的做法。尽管学界对诸如刑事和解、辩诉交易在内的刑事案件分流曾进行过深入探讨,但法律移植的本土化背景缺失仍会使国外的经验难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因此,在程序分流机制的改革中,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司法理念的转变以促进制度改革,而达玛什卡所提出的协作式司法理念,恰可以通过推动刑事诉讼参与主体角色转变的方式,进行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纵向的协作与程序分流,并在各阶段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进而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司法效率。

简介：建立在刑法的辅助性和最后手段性原则基础上的被害人教义学,主张被害人的处分自由及其信赖保护。被害人教义学的宪法根基是源于人之尊严的人格自由发展条款。主流刑法学界在研究集资诈骗犯罪时,均未曾认真对待被害人,对被害人的出资实质上是以高利借贷的方式进行投资认识不足。司法经验表明,大多数集资诈骗案件中的被害人并无认识错误,其贪图暴利而自陷风险才是犯罪既遂的真正原因。无视被害人对实害结果发生所起的支配作用,不借助被害人教义学来限缩解释集资诈骗罪,对行为人来说无疑是不公正的。家长主义刑法只能使刑法成为被害人的大宪章,而不是犯罪行为人的大宪章。在刑事司法中应该适用被害人教义学对家长主义刑事立法予以限缩解释。

简介：针对司法实践中船员劳务（劳动）合同项下人身伤亡赔偿纠纷案件的争议问题,一方面,分析＂应然＂视角下船员劳务（劳动）合同项下人身伤亡赔偿纠纷案件的法律关系识别、法律适用及责任竞合等问题;另一方面,立足于现行法,提出司法实践中通过主体认定来识别法律关系并判断法律适用的一般观点,并根据＂应然＂视角下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竞合问题的处理原则,提出通过对法律规范进行目的解释和扩大解释以平衡当事人利益的司法建议。

简介：刑事推定是集程序法与实体法理论于一身的特殊问题。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推定制度的产生以严格责任制的发展为基础,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逐渐自我完善。我国刑事推定的理论探讨深受英美法系“重程序而轻实体”的影响,多将刑事推定纳入程序法学的范畴,忽略了实体法推定责任规范的司法适用对证明责任分配等的程序启动功能。在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中,实体法上以推定责任代替严格责任入刑,而程序法上却只有无罪推定原则,立法者对推定规则的程序适用采取的是默许态度。在刑事推定规制路径的重构上,立法犯罪圈的划定应以人本主义理念为价值导向;刑事推定立法技术的归正,应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平衡人本主义理念导入与立法价值择取之间的冲突为技术标准。

简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有其特殊性,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也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国家的长远发展。经过多年探索,C市Y区人民检察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机制和未成年人社会化保护措施,但受区域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情况、帮教专业化程度、配套衔接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破解当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面临的困境,应当打造未保专业化队伍,强化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延伸未成年人检察职能。

简介：（特别声明：本信箱的解答仅代表本刊观点。欢迎广大读者积极提供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的问题。电话：010-65152653,电邮：zgsf888@163.com）问：今年3月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的试点方案》,已经在全国4个省（区、市）开展试点。司法部对于出台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什么？将对律师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答：司法部于2017年3月印发了《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的试点方案的通知》（司发通[2017]33号）（以下简称《方案》）,

简介：计算损失时,专利法仅考虑“实际损失”与完全赔偿原则出入较大,解释论上应作扩大解释;立法论上对于许可费损失等非难以量化的间接损失在加害人有故意的条件下,应纳入赔偿范围.对于规模经济带来的益处等特别遥远、发生概率较低的潜在损失具备悖俗和故意两个要件亦应考虑.证明因果关系时,勿强求流失利润与销量间高度因果联系之证据;但确定预期利润损失时仍应采“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适用获利法时,法院可调取税务部门的纳税记录间接确定;专利权人营销能力和制造能力不足以达到侵权专利实施品数量时,要减少利润的核定.适用法定赔偿时可依数量、加害行为、侵权行为人、主观状态细化并参照损失法上的不同法益位阶酌定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