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并列组联的周知条件存在不足:它只涉及联项条件,未涉及联项以外的其他条件;另外,即使满足了这些条件,也未必能产出自然合法的并列短语.本文利用排除法、推导法和系统动态的方法分析认为,语言系统从原始雏形状态的意合方式出发,在语音、句法、语用、语义等领域不断寻找控制因素,借助松联、有标、外设这三种方式和联项组织的超常意义手段,从致联或竞争这两种不同句法水平上发力,引发了词际并列的可联范围发生四度扩张.为维持并列可联性,扩大可联范围,各种内外条件按有效机制互相作用和牵制,结果不但满足了言语自由创新的需要,而且导致结构多样化和系统复杂化,完善了语言结构系统,提高了语言系统的品质和效能.
简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只有“若干石”的正秩,而没有“比若干石”的“比秩”,汉代官阶制中被忽略的“比秩”问题由此凸显出来。通过对“比秩”诸官的考察,可以认为各种职类的官员中,禄秩最初是其中“吏”即行政官员的身份标志;“非吏”类型的官员很多最初无秩。随官僚政治发展,作为官阶形式的禄秩,通过比吏食俸、比吏赏赐、比吏传食、以爵比秩等形式不断扩大影响力,逐渐形成“比秩”,并向“非吏”的“宦皇帝者”、文学之官、掾属、军职甚至妃嫔们日益扩张。禄秩的这种“横向扩张”与其上端秩级不断增加的“纵向伸展”彼此交织,构成了战国秦汉间禄秩发展的主线,其背景是“以爵为本”的贵族政治残余不断消退,“以吏治天下”的官僚政治在突飞猛进。同时汉代“比秩”和正秩的交错配合,也呈现为汉代等级与职类管理的一种特殊手段。
简介: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活形态是孕育“人情文化”的温床。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个人随家庭在固定的土地上从事生产,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终于斯。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人,除了家人便是亲戚、街坊和邻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传统中国便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以人情为中心的行为规范。在这套规范的制约下,个人和家庭讲亲情,和家庭以外的熟人讲人情。《礼运》中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非学而能。”通晓人情的人一定能够由自己在各种生活情境中的感觉“推己及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在有关人情的规范中,“报”的规范又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所谓“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在中国文化中,虽然对人情回报的要求,往往因施人恩惠者碍于面子而变得隐晦不彰,但知恩必报的规范,施受双方心知肚明。都市化和工业化虽然改变了传统生活形态,但中国人的亲情、人情观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以感性诉求得以丰富展现。俗话说:天老情难老。